一幅乡村蝶变的生动画卷——评话剧《青青余村》

　　日前，由国家一级编剧陈国峰编剧、国内一线人气话剧导演李伯男执导、浙江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青青余村》在浙话艺术剧院上演，把一个别样的小年夜搬上了舞台，既饶有兴味又耐人寻味。
　　该剧入选浙江省舞台艺术创作重点题材2018年扶持项目、2019年度浙江省当代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获浙江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四届浙江省戏剧节兰花奖·新剧目大奖。
　　戏剧冲突 激烈复杂
　　《青青余村》以两山理念诞生地——湖州市安吉县余村探索生态发展道路的真实故事为原型，聚焦余村百姓在生态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冲突和转变，再现了余村十几年来坚定不移践行两山理念，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美丽蝶变的生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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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剧的大幕一拉开，矛盾冲突就扑面而来，且有愈演愈激烈之势。舞台上强烈的戏剧冲突让观众感受到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某些本质属性。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认为的“每一场戏必须表现一次争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把“各种目的和性格的冲突”看作是戏剧的“中心问题”。可以说，这就是《青青余村》所追寻的创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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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展现的是村长余浩林与余山采石矿和石灰窑老板苏青山（阿桂嫂弟弟）之间的冲突。因为污染，村里关闭了苏青山的石灰窑与采石矿，这无异于断了他的财路。为此，在小年夜的黄昏时分，苏青山来到村长余浩林家拜年。他先是给余浩林送上烟酒行贿，在余浩林断然拒绝后，又以赴北京上访相要挟，两人针锋相对、各执一端。争执不下之际，外面突然传来的鞭炮声引起余浩林警觉，使他确定是为躲避拆迁而外出打工的钉子户主吴阿桂回来了。这一场冲突暂时收场。
　　其次，是余浩林与吴阿桂之间的冲突。这两个曾经无话不说、情同手足的汉子，因拆迁问题有了芥蒂。在余浩林看来，是吴阿桂不响应村上和县里的生态经济战略。但在吴阿桂眼中，这个喊了大半辈子哥的人，当了村长就开始摆架子：“现在还要拆我的房，这房子可是当年他帮着我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为什么盖这房他比谁都清楚！”站位不同，内心感受大相径庭。余浩林知道吴阿桂喝量有限，想灌醉后趁机说服他同意拆迁，却不料阿桂嫂极有酒量，反而把余浩林灌醉了。冲突未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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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是余伯龙与吴阿桂之间的冲突。当年，余伯龙在县政府机关工作，要提升之际，余村老支书和吴阿桂拿着村民的十几份癌症诊断书劝他回余村，吴阿桂还单独拿出了老支书的肺癌诊断书。余伯龙临危受命后，两人又因致富理念不同产生矛盾：吴阿桂希望余伯龙带领大家既赚钱又能治理污染，但余伯龙把产业都关停了，因为那都是污染企业。余伯龙想搞的“新生态经济”还是农业，吴阿桂对农业能致富持怀疑态度。依旧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第四是与阿桂嫂父母的冲突。酒喝到高处，矛盾仍无法化解，这时，镇党委书记方素英带着阿桂嫂的父母（苏老汉、余大娘）出现在吴家，本指望苏老汉能说服女儿女婿拆迁，不想护女心切的他看到赌酒不乐意了：“你们大过年的，到他家里来灌她酒，你们这是欺负人呐。这房子，我不拆！”弄巧成拙，矛盾还是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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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房子拆迁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矛盾冲突，把两代人的恩怨纠葛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也把三代人不同的时代生活、价值观念、心理变化作舞台呈示，一张酒桌、一件拆迁，以小见大，把为官、为父母、为儿女、为朋友，为国、为家、为集体、为利益都一一写尽，让观众感同身受，从而触发理性思考。
　　巧妙攻心 以情感人
　　每个人缘由眼界和格局的不同，对同一件事的处理方法会截然不同，既可以是以势逼人，也可以是以理服人，还可以是以情感人。这其中以情感人为上品，因为中国人讲究人情味，单纯的领导与被领导模式越来越为人漠视，人道主义却倍受青睐。
　　就《青青余村》的叙事脉络看，该剧始终遵循“以势压人，不如以情感人”理念，主打情感牌，巧用攻心术，让人心悦诚服。这正是一部以情来打动人心的剧作，充满浓浓人情味——从村长、村党支部书记到镇党委书记，都注重人的情感因素，重视感化对象的心理与情绪，总是将“情”运用到说服对方的思想工作中去，这也是中华民族待人接物的优良传统。
　　一是村长余浩林。当他用激将法引出大半年没见面的吴阿桂，尽管拆迁一事迫在眉睫，他却丝毫没有正面提及，而是以退为进。先是留下吃饭，再请吴阿桂喝自带的村里酿制的古法米酒，还讲了酒的渊源：这酿酒古法是吴爷爷传给余爷爷的，因为余爷爷对吴爷爷有救命之恩。然而抛出他的想法：“你有经商头脑，你回来，当酒厂的总经理。”尽管余浩林的所言所行，目的是想跟吴阿桂套近乎，让他同意拆房子；后来与阿桂嫂拼酒，也是为了办好拆迁事。但他从未把主观意愿强加到对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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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村党支部书记余伯龙。余浩林赌输了，随后赶来的他得知只要把阿桂嫂喝倒了，拆迁之事就迎刃而解。遂说：“这赌我跟你们打！”作为冲突焦点的这栋三层小楼事实上已不重要，他们之间的主要矛盾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冲突——是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还是敢为人先搞新的生态经济。余伯龙没有以势压人，只是苦口婆心摆道理、讲情分去争取人心。
　　三是镇党委书记方素英。为了解开阿桂嫂的心结，在这个小年夜晚上，方素英亲自把做通思想工作的阿桂嫂父母送到吴阿桂家，让分开19年的一家人团圆。虽然最后老岳父也成了拆迁“反对派”，但方素英已尽己所能去感化人心。
　　这三位对发展生态经济充满信心的引领者，他们在困境面前，坚守内心的初心与使命，用心做事、诚以待人，这种精神品德是高格的。诚如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说：“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使鹅卵石臻于完美。”确实，情感如春风化雨，也只有充满感情，充满爱的滋养，才能走进对方的心灵里去。凡事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方式去善待对方，也许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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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取向 高扬人性
　　李伯男在导演阐述中表示，《青青余村》是一部需要剧组对现实题材“正面强攻”的作品，要高举现实主义美学大旗，展示诗化的现实主义情怀。
　　纵观全局，我们能看到导演对现实主义美学的把握与深入表达，该剧的美学语言是以表现现实、进而深入表现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为载体实现的。现实主义美学审美原则作用在客观世界呈现的物质层面和人类表达的主观层面中，通过时空穿插和电影蒙太奇手段，将这种意识运用在该剧中，通过故事情节的层层设置体现出导演的精神意境及审美取向，构成一种美学形态，匠心独具，赋予剧中人物人性的光彩。
　　该剧的第三场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段时空回放——吴阿桂的结婚典礼，这一场婚礼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村民对阿桂夫妻的看重。老支书不仅为新人证婚，还精心准备了长篇发言稿，伴郎伴娘由村里最出色的人担当，喜事办得隆重，村民热情高涨。二是村里既穷又落后。高中毕业生的吴阿桂是当时“本村学历最高的秀才”，这还是经过两次停学后拿到的毕业证。三是吴阿桂有抱负、有担当且心地善良。当婚礼进行时，村里的采石场爆破炸塌了山坡，埋住了三个工人，面对实情，吴阿桂坦言开矿开石灰窑搞乡镇企业，污染了山清水秀的环境，“如果你现在后悔了，你现在走，还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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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可以看出，环境污染问题在上世纪末已凸显弊端，只是在个人利益、眼界立场等方面的不同，会让人有不同的取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心理学家西蒙认为，决策判断有两种前提：价值前提和事实前提。这说明价值取向的重要性。价值取向指某些价值观成为一定文化所选择的优势观念形态，或为个体所认同并内化为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就具有评价事物、唤起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人们在工作中的各种决策判断和行为都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前提。管理心理学把价值取向定义为“在多种工作情景中指导人们行动和决策判断的总体信念”。为此，人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工作态度和行为。
　　价值取向的实践品格，在《青青余村》中最明显的体现是同样一份辞职报告，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比如第五场镇长关永亮的辞职，明面上是“镇上的工作太繁重，我思想意识和能力跟不上”，事实上是急功近利价值观造成的，他怕追求生态经济思路，影响GDP增长率，从而断送自己的升迁路。而最后一场余浩林的辞职，则是愿赌服输者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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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说：“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也说：“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余浩林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体现了基层干部“言必信行必果”的人生信条。还有当上下意见不一致、争论激烈的关键时刻，像余伯龙这样的村党支部书记，则以大局为重，做不通村民的工作，就决定“跟投资方开会，修改规划”，一句“他家可以不仁，我们不能不义”，更义薄云天。这些美好品德事实上也在感化着身边人，最后吴阿桂夫妇能主动同意拆迁，也是镇村领导团结一心、关心村民、以情感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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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苏青山在余村谋生计，苏老汉也来到过余村村口，阿桂嫂却与父母19年不相往来，未免有点不近情理；以赌酒来决定房子拆与不拆，也显得儿戏。但各色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凭借演员们鲜明的艺术形象塑造和高超的舞台表演技巧而妙趣横生：一顿特别的小年夜饭，几杯勾起往事的酒，酒中有少小的友情、动人的爱情、断殇的亲情……从中使我们依稀看到了乡村变化的伟大历程，看到了新生态经济的独特意义，更看到了基层村干部们的艰辛与情怀。
　　鲁迅曾称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形状可怕，丑陋凶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确实需要勇气。余村走生态经济道路，体现的正是吃螃蟹精神，尽管前行路上会遭遇各种磨难与挫折，但只要选择正确、立场坚定，就一定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获得双赢的喜悦，这该是《青青余村》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意义。
　　（图片由浙江话剧团提供）
　　责编：杨晓君
　　作者：骆蔓  来源： 文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