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人民至上》的艺术冲击力和戏剧张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关于疫情的剧目涌现了一大批，话剧《人民至上》是上乘之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一轮又一轮地从题材、创作、表演及具体剧目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了现实题材戏剧的各层面问题，但现实题材戏剧创作仍然是一个难题，是一个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更多代从事戏剧创作和理论研究的艺术工作者们不断直面问题而进行多面探索的长远工程。

话剧《人民至上》剧照（图片来自新华网）

　　话剧《人民至上》的最大吸引力也是戏剧的张力之所在是从“人物”入手，深入透彻地讲好了一个“情”字。无论是李宏宇和蒋朝英的同门情，还是谭敏与肖志家等人的师生情，李宏宇和程雯、陈健与小黄鸭、沈阳与大燕儿、肖志家与江晓、孙爷爷和孙奶奶的夫妻情，或者小黄鸭与沈阳的亲情等，这些情感是贯穿不同个体、不同家庭、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的桥梁，更是界定不同人物间的关系纽带。所以舞台上人物纷繁，我们却能很好地捕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场景下的故事勾连以及故事背后那浓郁的化不开的真诚与勇敢所带来的感动。
　　《人民至上》的第二个冲击力在于演员的表演张力和情感投入度。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戏剧的在场性决定了它的与众不同。而这种在场的最大张力是落在演员身上的。编导为了讲好抗疫大戏，故事中的人物其实是不少的。但是在有限的时空里如何多面向地塑造人物形象、立定人物精神又面临很大挑战。该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别鲜明，虽然都面临生死抉择，但是每个人在独特的家庭、生活与工作语境中又表现出面对问题时的差异性。比如剧中的李宏宇是一个很重要但又很难塑造的人物，以往同类题材戏剧往往会掉进高大全的模式陷阱。但是该剧跳出了俗套，聚焦了这个人物的个体特征、性格特色和家庭环境，于是人物的精神就有了依托有了载体，当他向支援者告别时，他的鞠躬不仅不假，而且有一种坚毅。
　　《人民至上》的第三个冲击力在于舞台调度的格局与审美。该剧进入观众视野的第一直观感受是舞美。因为剧尚未开始，舞美已经在那里了，它特别壮观，笔者称之为“大舞美”。这里需要澄清一下概念，就是大舞美和大制作的关系。笔者以为，大舞美不等于大制作，大制作有可能是大舞美。在具体的剧目以及具体的时代背景里，大制作确实存在过于注重形式而弱化了主题内涵，过于关注舞台硬件而缺乏统筹考量戏剧的本体特征，甚至过于停留于“大”本身，而忽视与创作内容的匹配度等问题。然而舞台美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大”字的问题，而是和体制机制、艺术创作方式、观演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的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问题。所以在评论舞美的艺术呈现时，不能只是简单归咎于“大”而无建设性的分析。从直观的感受看，该剧的舞台美术是现代的、都市的、可以连接不同时空、对话不同世界的现代舞美设计，对剧情的推动和人物精神的升华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比如谭敏的离去，走向遥远的天国的阶梯，背后巨大的壁画造型，都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当然，一个剧目初一诞生，并非一切都那么尽如人意，该剧在一些艺术细节上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比如文本上，故事整体是动人的，但是细节描述还不够具体，人物刻画也有待再深刻。只有这样，观众才不仅同步于人物的喜怒哀乐，更会在深层次上认知人生、人性和生命的意义，疫情题材的戏剧在主题上就能够上一个台阶，向前有更丰富的延展。在技术上，戴口罩表演对话剧演员提出了更高的台词技能要求，演员要练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台词说清楚，把人物塑造得更得体；音响有时音量过大，影响了演员的表达；院长到60岁退休是组织的规定，不能“自己”做主说不退就不退，即使这种选择是一种大义。总之，理论探索最终是要落在实践上的，虽然当下的抗疫题材戏剧已蔚然成风，但是此类题材并不必然具有艺术审美的豁免权。相反，越是写当下生活，越难以跳出当下进行更深邃的表达和更高远的观照，这是很多作品容易招致诟病的原因，需要引起我们在进行戏剧创作时的警醒。
　　责编：周伟
　　来源： 文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