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转型
周 勇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他们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保罗·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被提出的新增长理论与文化艺术发展密切相关。近20年来，通过对该理论的研究、转化和运用，美国政府和社会重新认识了文化艺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文化艺术蕴含巨大潜力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核心。不同于传统经济中有形资本和资源具有“收益递减”的特点，知识和创新属于非竞争性产品，新知识或产品一旦产生，即可被社会广泛、重复应用，无需追加成本，便能产生无穷的价值，因此知识和创新具有“收益递增”特点。
新增长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美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界的关注。当时，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大学区、纽约城市周边和西部洛杉矶、硅谷一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艺术产业园区”，也同时带动了媒体、广告、设计等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艺术创意产业成为推动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文化艺术产品不仅市场价值潜力巨大，艺术家和丰富的文化艺术产品还能吸引更多人前来旅游、居住和消费。
为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文化艺术对经济的影响，美国政府2012年启动了“文化艺术生产卫星账户数据统计系统”国家工程，就文化艺术发展的就业、薪酬和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进行数据收集。同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调整GDP统计方法，将科技研发和娱乐、文化艺术等原创性支出等无形资产纳入新的经济核算体系。
文化艺术改变城市发展轨迹
新增长理论认为，城市在知识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而文化艺术正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巴黎、伦敦等多是多种族集居、多元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多样化的族群和文化艺术生态下，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的优势更为明显。研究数据表明，创新型企业和创意产业如时装、视觉艺术等，容易在这些城市生存发展和壮大。同时，城市生活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管理制度，更容易带动周边社会的整体发展。
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多个城市的典型事例研究发现，公共文化艺术投入较高的城市，文化艺术设施更健全、文化艺术生活更丰富，因而更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居住和生活。数据还表明，城市公共文化艺术长期投入会推动当地“人均生产总值”持续上升。同时，科技和创意人员的新知识、新成果产出的价值也让文化艺术的投入间接得到了回报。
为发挥文化艺术在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的核心作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联合城市发展及住房建设部设立了“我们的城镇”专项基金，促进文化艺术与城市经济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通过完善大学、博物馆等公共教育文化设施和定期举办地方特色文化艺术节庆活动等，实施“文化艺术兴城”、打造“酷城市”等发展计划。文化艺术不仅为这些城市营造了和谐的社会和人文环境，吸纳了更多创意人才定居，还吸引了更多游客来访，从而促进了知识传播，提升了城市竞争力。芝加哥、匹兹堡、休斯敦等大城市逐渐从没落的传统工业基地成功转型。中小城市则注重打造“文化艺术小镇”，如俄勒冈州山间小镇阿什兰，聚集了大学、艺术画廊、剧院等文化教育机构，每年举办“莎士比亚艺术节”，吸引35万余人次来访；南卡罗莱纳州古镇查尔斯顿举办综合艺术节，带动了旅游和服务业的兴旺。
对政府公共文化建设职能
提出新要求
新增长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的公共属性，市场往往关注索取，而不关注投入。政府必须承担起促进知识传播、普及和创新的责任，加大在与知识相关领域，如教育、文化艺术、技术培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基础投入，促进内部创新和人才的积累。同时，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普及，能使一个地区较其他地区更具优势的将是“公共制度的优劣”。这种优势将由满足公众兴趣、激发创新和具有竞争力的公共制度的国家或城市获得。因此，知识经济时代，政府有两大目标：一是提供有利于知识传播、普及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二是创建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社会制度环境。
基于上述观点，政府在公共文化艺术投入方面，不仅要兴建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硬件基础设施，还应加大对有利于文化艺术传播和创新的软件基础投入，如适应网络时代需求，提供数字化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重视艺术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等，不断增强文化艺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政府对新观点的容忍度和适应能力被经济学家称为“适应型效率”。政府在培育、营造和维护有利于文化艺术发展创新的社会制度环境上，必须始终秉持开放心态，适应新观念，促进政策和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尤其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文化艺术与经济学开启跨界研究
早期文化艺术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艺术对经济的后续影响，如直接计算相关文化艺术行业消费和投入总数，社会文化艺术消费总量等。新增长理论则运用数据和实证的方法，从文化艺术如何有效提升社会生产力和收入入手，研究文化艺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受新增长理论影响，美国政府一度十分重视文化艺术与经济的跨界研究。2011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公开向社会就“艺术社区、演艺中心、博物馆以及艺术税收优惠政策、艺术创新等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征集研究成果。2012年，该基金会制定文化艺术研究五年计划，重点对“艺术如何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进行专项研究，此举推动了美国大学和智库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文化艺术创意、博物馆、图书馆、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并衍生出“文化（艺术）经济学、博物馆（图书馆）经济学、演艺经济学”等新兴研究领域，提升了美国政府、文化艺术管理机构等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水平，以及全社会对文化艺术重要作用和潜在价值的认知度。
源自：中国文化报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他们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保罗·罗默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被提出的新增长理论与文化艺术发展密切相关。近20年来，通过对该理论的研究、转化和运用，美国政府和社会重新认识了文化艺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文化艺术蕴含巨大潜力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核心。不同于传统经济中有形资本和资源具有“收益递减”的特点，知识和创新属于非竞争性产品，新知识或产品一旦产生，即可被社会广泛、重复应用，无需追加成本，便能产生无穷的价值，因此知识和创新具有“收益递增”特点。
新增长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美国文化艺术和学术界的关注。当时，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大学区、纽约城市周边和西部洛杉矶、硅谷一带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艺术产业园区”，也同时带动了媒体、广告、设计等创意产业的发展，文化艺术创意产业成为推动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文化艺术产品不仅市场价值潜力巨大，艺术家和丰富的文化艺术产品还能吸引更多人前来旅游、居住和消费。
为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文化艺术对经济的影响，美国政府2012年启动了“文化艺术生产卫星账户数据统计系统”国家工程，就文化艺术发展的就业、薪酬和对美国经济的贡献进行数据收集。同年，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调整GDP统计方法，将科技研发和娱乐、文化艺术等原创性支出等无形资产纳入新的经济核算体系。
文化艺术改变城市发展轨迹
新增长理论认为，城市在知识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而文化艺术正是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国际大都市如纽约、巴黎、伦敦等多是多种族集居、多元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多样化的族群和文化艺术生态下，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的优势更为明显。研究数据表明，创新型企业和创意产业如时装、视觉艺术等，容易在这些城市生存发展和壮大。同时，城市生活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管理制度，更容易带动周边社会的整体发展。
经济学家通过对美国多个城市的典型事例研究发现，公共文化艺术投入较高的城市，文化艺术设施更健全、文化艺术生活更丰富，因而更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居住和生活。数据还表明，城市公共文化艺术长期投入会推动当地“人均生产总值”持续上升。同时，科技和创意人员的新知识、新成果产出的价值也让文化艺术的投入间接得到了回报。
为发挥文化艺术在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的核心作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联合城市发展及住房建设部设立了“我们的城镇”专项基金，促进文化艺术与城市经济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美国城市通过完善大学、博物馆等公共教育文化设施和定期举办地方特色文化艺术节庆活动等，实施“文化艺术兴城”、打造“酷城市”等发展计划。文化艺术不仅为这些城市营造了和谐的社会和人文环境，吸纳了更多创意人才定居，还吸引了更多游客来访，从而促进了知识传播，提升了城市竞争力。芝加哥、匹兹堡、休斯敦等大城市逐渐从没落的传统工业基地成功转型。中小城市则注重打造“文化艺术小镇”，如俄勒冈州山间小镇阿什兰，聚集了大学、艺术画廊、剧院等文化教育机构，每年举办“莎士比亚艺术节”，吸引35万余人次来访；南卡罗莱纳州古镇查尔斯顿举办综合艺术节，带动了旅游和服务业的兴旺。
对政府公共文化建设职能
提出新要求
新增长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的公共属性，市场往往关注索取，而不关注投入。政府必须承担起促进知识传播、普及和创新的责任，加大在与知识相关领域，如教育、文化艺术、技术培训、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基础投入，促进内部创新和人才的积累。同时，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普及，能使一个地区较其他地区更具优势的将是“公共制度的优劣”。这种优势将由满足公众兴趣、激发创新和具有竞争力的公共制度的国家或城市获得。因此，知识经济时代，政府有两大目标：一是提供有利于知识传播、普及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二是创建有利于知识创新的社会制度环境。
基于上述观点，政府在公共文化艺术投入方面，不仅要兴建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等硬件基础设施，还应加大对有利于文化艺术传播和创新的软件基础投入，如适应网络时代需求，提供数字化文化艺术产品和服务、重视艺术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等，不断增强文化艺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政府对新观点的容忍度和适应能力被经济学家称为“适应型效率”。政府在培育、营造和维护有利于文化艺术发展创新的社会制度环境上，必须始终秉持开放心态，适应新观念，促进政策和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尤其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
文化艺术与经济学开启跨界研究
早期文化艺术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艺术对经济的后续影响，如直接计算相关文化艺术行业消费和投入总数，社会文化艺术消费总量等。新增长理论则运用数据和实证的方法，从文化艺术如何有效提升社会生产力和收入入手，研究文化艺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受新增长理论影响，美国政府一度十分重视文化艺术与经济的跨界研究。2011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公开向社会就“艺术社区、演艺中心、博物馆以及艺术税收优惠政策、艺术创新等对经济的作用和影响”征集研究成果。2012年，该基金会制定文化艺术研究五年计划，重点对“艺术如何在社会经济中发挥作用”进行专项研究，此举推动了美国大学和智库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政府公共文化管理、文化艺术创意、博物馆、图书馆、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进行研究，并衍生出“文化（艺术）经济学、博物馆（图书馆）经济学、演艺经济学”等新兴研究领域，提升了美国政府、文化艺术管理机构等的科学管理和决策水平，以及全社会对文化艺术重要作用和潜在价值的认知度。
源自：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