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之路上应百花齐放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孙丛丛
日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歌剧理论与创作研讨会暨首届优秀歌剧评论征集比赛在山东艺术学院举办。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歌剧本土化问题上，不同时代的艺术家运用各自擅长的创作表现手法，进行了多方位探索与实践。研讨会上，新时代中国歌剧的民族化与国际化探索、中国歌剧创作表演实践等问题引发关注。
从发展之初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歌剧及民族歌剧，至新时期《呦呦鹿鸣》《马可·波罗》等新作问世，中国歌剧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郭克俭认为，民族歌剧是在与旧戏曲、西洋歌剧等中西传统剧种的比较中产生的历史概念，必须历史地审视。“按照中国歌剧的题材样式进行分类，虽因立足点和视角不同而分法有所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郭克俭坦言，各种歌剧实践和发展途径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应坚定多元化发展之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走向未来，坚持把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经典剧目。
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景作人同样认为，中国歌剧的民族化应走百花齐放之路。景作人认为：“创作应包含能表现民族精神、体现民族气魄、运用民族音乐语言的多元路径，如喜歌剧、正歌剧等。创作思维也不能光停留在《白毛女》《洪湖赤卫队》阶段，尚需解放理念、丰富发展，创作具有前瞻性、开拓性、引领性的艺术作品。”
在歌剧创作中，音乐与戏剧的关系问题历来是讨论的焦点。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编剧韦锦以《马可·波罗》的创作为例，认为歌剧思维不是歌或剧的一元思维，而应当歌与剧互为依托、互相强化，编剧创作时应兼顾音乐性，音乐创作中也应注重发挥戏剧功能。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迪认为，音乐在歌剧各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音乐的戏剧功能在于刻画人物、支持动作、转换时空、渲染气氛和塑造结构。“歌剧人物的外部轮廓已有脚本事先勾勒，但内部生命必须经由音乐加以激发和充实。而作为戏剧基本呈现方式的动作与富有想象的表现媒介音乐之间相互作用，是歌剧剧作实践中永恒的中心问题。”杨燕迪说，围绕歌剧音乐的戏剧功能构建的理论框架，意在为歌剧批评与分析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操作工具，同时，或可为作曲家、脚本作家、指挥、导表演者等提供参照。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云涛结合其歌剧作品《檀香刑》的创作实践分析，认为剧目创作中，有些“宣叙调”除用于叙事外，还可赋予完整唱段意义，但需具备鲜明独特的节奏、高低起伏的旋律、语气转换的间奏及完整结构等。
中国歌剧发展如何向其他艺术形式吸收借鉴等话题，也被广泛探讨。
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丹丹看来，歌剧民族化应包含传承、内化两个方面，传承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运用本民族思维方式、艺术素材、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形成具有民族形象、性格、情感、思想等的戏剧表述，内化则是赋予外来艺术形式本民族的精神特质。“除运用民族语言、民族题材等实现歌剧民族化外，歌剧音乐还应向民间歌舞进行曲、戏曲曲艺等民族音乐素材及曲牌连缀体、板腔变化体等民族化结构借鉴学习。”她说。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认为，京剧现代戏《杜鹃山》是戏曲艺术中进行歌剧化探索的典型范例。“《杜鹃山》强调乐段的主题、动机，以韵白方式解决说与唱关系问题，于对白间连续使用打击乐演奏，以独立的器乐段落强化整体音乐性等，很好地解决了戏剧、音乐的一体化问题。从历史经验中总结、提炼，往往会对今后创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戴嘉枋说。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桂林介绍，目前，山东正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19年，山东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檀香刑》、入选“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等，都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浓郁的地域特色、丰富的社会意义赢得赞誉。“从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歌剧只有根植于中华民族这片肥沃土壤，才能得到广大观众认同；走民族化道路，才能让中国歌剧具有越来越旺盛的生命活力。”张桂林表示。
源自：中国文化报
日前，由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歌剧理论与创作研讨会暨首届优秀歌剧评论征集比赛在山东艺术学院举办。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歌剧本土化问题上，不同时代的艺术家运用各自擅长的创作表现手法，进行了多方位探索与实践。研讨会上，新时代中国歌剧的民族化与国际化探索、中国歌剧创作表演实践等问题引发关注。
从发展之初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到延安时期的秧歌剧，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歌剧及民族歌剧，至新时期《呦呦鹿鸣》《马可·波罗》等新作问世，中国歌剧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郭克俭认为，民族歌剧是在与旧戏曲、西洋歌剧等中西传统剧种的比较中产生的历史概念，必须历史地审视。“按照中国歌剧的题材样式进行分类，虽因立足点和视角不同而分法有所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郭克俭坦言，各种歌剧实践和发展途径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应坚定多元化发展之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走向未来，坚持把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经典剧目。
中央歌剧院国家一级演奏员景作人同样认为，中国歌剧的民族化应走百花齐放之路。景作人认为：“创作应包含能表现民族精神、体现民族气魄、运用民族音乐语言的多元路径，如喜歌剧、正歌剧等。创作思维也不能光停留在《白毛女》《洪湖赤卫队》阶段，尚需解放理念、丰富发展，创作具有前瞻性、开拓性、引领性的艺术作品。”
在歌剧创作中，音乐与戏剧的关系问题历来是讨论的焦点。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编剧韦锦以《马可·波罗》的创作为例，认为歌剧思维不是歌或剧的一元思维，而应当歌与剧互为依托、互相强化，编剧创作时应兼顾音乐性，音乐创作中也应注重发挥戏剧功能。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迪认为，音乐在歌剧各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音乐的戏剧功能在于刻画人物、支持动作、转换时空、渲染气氛和塑造结构。“歌剧人物的外部轮廓已有脚本事先勾勒，但内部生命必须经由音乐加以激发和充实。而作为戏剧基本呈现方式的动作与富有想象的表现媒介音乐之间相互作用，是歌剧剧作实践中永恒的中心问题。”杨燕迪说，围绕歌剧音乐的戏剧功能构建的理论框架，意在为歌剧批评与分析提供方法论意义上的操作工具，同时，或可为作曲家、脚本作家、指挥、导表演者等提供参照。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李云涛结合其歌剧作品《檀香刑》的创作实践分析，认为剧目创作中，有些“宣叙调”除用于叙事外，还可赋予完整唱段意义，但需具备鲜明独特的节奏、高低起伏的旋律、语气转换的间奏及完整结构等。
中国歌剧发展如何向其他艺术形式吸收借鉴等话题，也被广泛探讨。
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王丹丹看来，歌剧民族化应包含传承、内化两个方面，传承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运用本民族思维方式、艺术素材、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形成具有民族形象、性格、情感、思想等的戏剧表述，内化则是赋予外来艺术形式本民族的精神特质。“除运用民族语言、民族题材等实现歌剧民族化外，歌剧音乐还应向民间歌舞进行曲、戏曲曲艺等民族音乐素材及曲牌连缀体、板腔变化体等民族化结构借鉴学习。”她说。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戴嘉枋认为，京剧现代戏《杜鹃山》是戏曲艺术中进行歌剧化探索的典型范例。“《杜鹃山》强调乐段的主题、动机，以韵白方式解决说与唱关系问题，于对白间连续使用打击乐演奏，以独立的器乐段落强化整体音乐性等，很好地解决了戏剧、音乐的一体化问题。从历史经验中总结、提炼，往往会对今后创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戴嘉枋说。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桂林介绍，目前，山东正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2019年，山东艺术学院创作的歌剧《檀香刑》、入选“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歌剧《马向阳下乡记》等，都以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浓郁的地域特色、丰富的社会意义赢得赞誉。“从优秀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歌剧只有根植于中华民族这片肥沃土壤，才能得到广大观众认同；走民族化道路，才能让中国歌剧具有越来越旺盛的生命活力。”张桂林表示。
源自：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