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如何突围“同质化”
责任编辑:王琳      发布日期:2021-01-25   

  本报记者  刘  淼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这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全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舞台艺术作品,成为这场历史性战役中不可或缺的文艺力量。
  然而,面对一致的目标、熟悉的人物、相似的路径、相同的结果,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怎样才能成为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精品力作,值得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深思。
  1  沉下心来深入生活

豫剧《重渡沟》剧照

  现实题材创作难,而脱贫攻坚题材这类重大主题创作更是难上加难。有剧作家曾开玩笑说,脱贫攻坚题材是“瓷娃娃”,不好写。如何使“瓷娃娃”成为真正的“金娃娃”,如何以艺术质量赢得观众,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做到的,是摒弃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心态,沉下心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在创作过程中,火热的生活总能拨动艺术创作者的心弦。民族歌剧《扶贫路上》的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数次深入广西百色采风,反复调整剧本10余版,不断打磨、精进。听到年轻的“第一书记”黄文秀遇难的消息后,该剧编剧、总导演田沁鑫不顾可能遇到洪灾的危险,再次带领主创团队深入百色,在黄文秀遇难地点实地考察,到百坭村了解黄文秀的感人事迹。“看到黄文秀的照片,读到她的日记,听到她的故事,我能想到的是她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姑娘,值得我们为她好好写个故事。”田沁鑫说,创作《扶贫路上》的过程,是一次向人民学习、被人民感动的过程。战斗在脱贫攻坚战一线的干部群众,赋予了《扶贫路上》最大的灵感与最深的内涵。
  河北梆子《李保国》总编剧孙德民一直在农村保留着生活基地,40年来,每年都要在那里走一走、住一住,他和那里的农民结下深厚、真挚的友谊。在他们身上,孙德民真切感受到农村的变化、命运的变迁,了解到他们的渴望、诉求。孙德民说:“生活不仅给了我创作的素材,也坚定了我作为剧作家的责任和担当。”
“不少剧目给人不真实的感觉,其原因可能是编剧没有真正深入生活。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剧中人物又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中间都存在哪些生活矛盾?缺乏细节、脱离生活的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其故事只能是空中起楼阁。”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静波说。
  知名导演李伯男也谈到,突破脱贫攻坚题材创作的同质化困境,突出时代特色,首先要扎根生活,“找到我们所要表现的对象的深层次的精神困境、精神需求、精神冀盼。创作者要从简单讴歌的刻板思维中解放出来,对时代进行整体、立体、具体的观察,使作品具备独立的思想光辉。”
  “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的创作必须要沉入现实深处,在戏剧叙事中展现一种历史的逻辑、时代的必然,甚至站在时代最前端,敏锐捕捉时代风向。”青年评论家徐健认为,创作主题越是重大,其产生的影响越是深远。作品不能浮在素材表面,仅仅满足于对现有素材的“故事化记录”,否则就将这个主题变得狭隘、肤浅了。
  2  题材和表现方式要“合槽”
  在剧作家罗怀臻看来,脱贫攻坚题材的故事发生在老少边穷地区,较之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地方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完整,特色也更鲜明。这一特点,就给了带有地域特色的不同剧种大显身手的机会。“脱贫攻坚题材是最适合戏曲不同剧种来表现的,但我们的一些创作有着泛剧种化的趋势。这些作品罔顾地域文化特点,或只使用常规的舞台表现方式,或选择与题材并不相契合的剧种,甚至于有些剧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只能事倍功半。所以,在讲述地域故事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表现形式,如果剧种选择得当,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罗怀臻说,任何剧种都不是万能的,其局限性恰恰也是其特色所在,其风格魅力也可能是自己的短板,所以在创作中要顺向创新,不要逆向创新。
  除了题材与艺术门类的契合外,作品中人物设置与演员气质、行当特色也不应相互冲突。一位评论家向记者提起,某部脱贫攻坚题材戏曲作品的主演,其行当和形象气质与剧中的扶贫干部有些差距。演出时,台下就坐的戏迷和观众异常冷静,掌声也几乎是礼貌性的。演出结束谢幕时,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主演唱了两段自己的拿手作品,台下瞬间沸腾了。
  此外,题材内容与舞台质感也要“合槽”。“我们一些创作者,为显示对题材的重视,往往会将剧目大制作化,以奢华去表现扶贫几乎成为风气。这与我们的初衷是严重背离的。”罗怀臻说,脱贫攻坚题材的作品一定不要泛大制作化。
  3  突破模式化的英雄形象
  “人”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核心要素。人物形象立住了,作品就立住了。随着时间流逝,观众或许会淡忘小说或戏剧的故事情节,但仍会记得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这些经典形象身上最具标志性的特质,往往也是时代打下的烙印。因此,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走向经典,必须写出人的深度。
  在创作豫剧《重渡沟》时,主演贾文龙没有一味地拔高主人公马海明。舞台上的马海明活泼灵动,甚至有些许顽劣之性,有七情六欲,像几乎所有基层干部那样有升迁、进城的愿望,但又是有责任感的。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谨认为,这样的马海明突破了舞台上一般的英雄形象模式,如此才显得可亲、可敬,具备强烈的戏剧效果。“在《重渡沟》创作过程中,围绕马海明形象的塑造曾经有过一些争议,一度有人担心让马海明挂着照相机到处拍照,并且热衷于参加摄影比赛,是否会有损于扶贫干部的形象,马海明的表演是否应该更正气凛然。显然,‘样板戏’时代英雄模范人物塑造的‘高大全’思想,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戏曲现代戏的创作演出。面对质疑,河南豫剧院三团和主演贾文龙坚持了选择,于是才有了舞台上这位鲜活的‘马海明’。”傅谨说。
  在罗怀臻看来,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在塑造人物时,应避免“泛道德化”。“这些模范先进人物都是高尚道德的承载者,他们通常都是不顾个人幸福、漠视家庭关系,在感情、爱情、亲情方面比较冷漠。这样的人怎么就能单单对扶贫工作这么热衷、投入,富有牺牲奉献精神?这肯定说不通。真正的模范先进人物,必然是有大爱的,他们爱家庭、爱亲人、爱生活、爱工作。作品中人物行为的因果关系必须要明确。”
  4  套路化创作不可取

民族歌剧《扶贫路上》剧照

  中国不缺乏生动的故事,在广阔的农村大地上尤其如此。脱贫攻坚题材舞台艺术作品走向经典,不仅在于故事讲述的主体,还在于讲述故事的方式。
  “在我所见的有限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扶贫干部、‘第一书记’或优秀共产党员、技术能手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虽是真人真事,但却不好看、不感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图解政策,对扶贫工作和脱贫攻坚概念化、简单化处理。像惩治村霸、祛除陋习、治理环境、改造危房、修路引渠、对接外贸、接引项目等,一桩桩一件件,把扶贫干部塑造成法宝众多、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一会儿苦口婆心,一会儿运筹帷幄,还有与家人因工作无法团聚、带病坚持工作等生硬的套路,都是难以打动人的。”青年评论家郑荣健说。
  在郑荣健看来,在面对贫困之时,人怎么做往往只是结果,人们关心的、好奇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脱贫攻坚题材的创作不能仅限于现象的罗列,贫困带来的恶劣生存环境,要投射到人的内心,才能建立起人与贫困之间的戏剧关系;围绕人而不仅是事所展开的扶贫,才更具有‘人类的贫困与发展问题’的普遍价值,因为它们更容易挖掘到根源,更容易集中。”郑荣健说。
  “脱贫攻坚题材创作的基础,首先是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即扶贫成功的一个或几个范例。再由创作者提取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典型人物。以现实为基础进行的艺术创作,必然要面对因何致贫、如何脱贫等具体问题,也存在真实而性格多面的人物,避免套路化的现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是,乡村逐渐空洞,人口在往大城市聚集,其根本原因是什么。乡村就地脱贫背后,其成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弄清了现实逻辑,这类作品才有创作的现实基础。”王静波说。
  “脱贫攻坚题材舞台作品应该是艺术品,而不是宣传片。创作者应该有独特的表达、独特的方式、独特的样式,要在创作上下功夫。”罗怀臻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抓住机遇,为这个时代留下诚意的创作,留下能够折射这个时代的纪念碑。通过对当下现实生活的介入,推动艺术与时代的融洽。
  正如罗怀臻所说,时间是最好的评论者,了不起的作品必须有着跨越时代的生命力,真正的经典建立在它对时代脉搏、时代精神的把握和超越上。创作者不仅要面对现实,积极完成 “培根铸魂”“画像、立传、明德”的任务,更应该有长远的使命和担当,争取创作出真正唱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寻求成为经典的可能性。
  源自: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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