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要素配置失衡及其治理对策
潘爱玲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资本、技术、人才、数据、文化资源等文化产业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产权之间流动较为缓慢，并存在明显的配置失衡问题，大大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只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文化产业要素流动，实现要素间优化配置和耦合协同，才能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要素配置失衡的表现
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区域差距持续存在
我国文化产业要素在区域间的配置严重失衡，例如，西部地区有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天禀赋，但与文化资源相匹配的其他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等较为贫乏，资本和人才等要素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致使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投资活力不足、总量不大，文化资源开发停留在表层。资本、人才、技术和文化资源之间耦合度较低，使西部地区文化资源的巨大发展潜能未能得到充分激活，数据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未能实现协同，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相对缓慢和滞后。
要素跨界融合不力，双效统一难以实现
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属性，但由于市场对于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认知不足，致使要素在行业间也呈现出失衡状态。大量资本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过度涌入影视、直播、游戏等行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转化、传统文化资源的IP开发等社会效益属性较强的领域中文化资本活跃度低，行业发展所需资源得不到外部金融资本支持，致使文化产业行业间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现象并存。资本配置失衡进一步引起了技术和人才要素在行业间配置失衡。如，非遗开发等文化业态受限于资本和人才匮乏，嫁接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步伐缓慢，难以焕发新的生机，而直播、网游等文化业态则发展“过热”，社会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
文化辐射力度不够，产业间关联度较低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颠覆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存在形态，对传统文化产业形成了很大的挑战。目前我国广电、出版、报刊杂志、音像音响等传统文化业态技术陈旧，产品或服务附加值与利润率不断走低。新型业态也呈现“创造—传递—实现”的一次性盈利模式，产业链中下游之间关系模糊，呈现出链条过短、价值增值较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同时，文化和技术共享渠道受限，各产业间关联度不强，文化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较小。
要素产权歧视明显，产权实力差距明显
要素配置失衡还表现在文化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距。就资本而言，金融资本在流向文化产业时伴随着“产权歧视”，优先向国有文化企业配置，而迫切需要金融资本支持的民营文化企业始终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做大做强，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我国文化产业要素配置失衡的治理对策
优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治理效应
政府应进一步明确自身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加强顶层设计。首先，应由重事后管控转为前瞻性指导，结合宏观经济和文化消费的未来趋势，从整体维度优化文化资源区域结构和行业结构的顶层设计，引导文化要素优化配置。其次，完善政府的宏观把控、引导和服务职能，了解文化企业需求，维护文化市场公平竞争，优化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再次，实现文化产业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推动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最后，改革文化体制管理模式，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把控舆论导向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要素自由流动的新格局，为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释放制度红利。
推动信息平台建设，实现资源多边共享
借鉴浙江省“浙朵云”发展模式，采取政府采购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各省市建立文化产业大数据库，着力打造文化产业服务平台、文化产业交易平台，促进信息、创意、服务、人才、科技等要素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一方面，政府应为该平台的搭建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和制度保障，实现“由点带面”的管理模式，落实省市乡乃至街道的文化产业登记和管理制度，实现对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基本把握，并对相关要素的流动和发展实行动态数据监测；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实现文化产业政策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保证文化产业要素的获取机制和流动机制可有效传达至市场和所有企业，实现资源的多边共享。
健全政策保障机制，促进要素耦合协同
充分发挥政策在优化文化产业要素配置方面的作用。鼓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多元融合，通过设立私募基金、信托计划、文化产业行业投资基金等吸收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投资领域；调整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分配，提高资本与其他要素结合的效率。提倡设立文化产业试验区，并根据文化产业区域特性和行业特性制定适宜的税收优惠政策，调动地方和细分行业的积极性，引领资本、人才、创意、信息等文化产业要素的流向；设立文化产业人才建设专项基金，用于人才引进和培养、创意成果转化、产学研平台建设等人才建设工作；优化人才激励制度，逐步扩大资本、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范围；创新人才流动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人才由东部沿海省份向文化资源丰富的中西部流动。
大力发展文化中介，完善中介服务功能
建立健全文化资产评估体系、文化产权交易体系，大力发展经纪、代理、评估、咨询等文化中介机构，使文化中介组织成长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推进文化产业领域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为文化要素的合理定价和公允交易提供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平台；强化文化中介组织的行业自律规则和惩处机制，规范文化中介市场的管理，以统一、独立、公平的操作守则来进行文化要素的市场交易设计，使文化产业要素的流动有序化、合理化；建立文化要素市场的信息反馈机制，定期或者按需出台文化行业分析报告、文化消费需求与供给的动态报告，满足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数据需求和文化企业创新发展的信息需求，为文化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流转和协同配置提供数据支撑。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源自：中国文化报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文化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资本、技术、人才、数据、文化资源等文化产业要素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以及不同产权之间流动较为缓慢，并存在明显的配置失衡问题，大大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只有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文化产业要素流动，实现要素间优化配置和耦合协同，才能推动我国文化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我国文化产业要素配置失衡的表现
要素空间配置失衡，区域差距持续存在
我国文化产业要素在区域间的配置严重失衡，例如，西部地区有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天禀赋，但与文化资源相匹配的其他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等较为贫乏，资本和人才等要素持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致使西部地区文化产业投资活力不足、总量不大，文化资源开发停留在表层。资本、人才、技术和文化资源之间耦合度较低，使西部地区文化资源的巨大发展潜能未能得到充分激活，数据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未能实现协同，文化产业整体发展相对缓慢和滞后。
要素跨界融合不力，双效统一难以实现
文化产业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属性，但由于市场对于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认知不足，致使要素在行业间也呈现出失衡状态。大量资本在经济利益驱使下过度涌入影视、直播、游戏等行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转化、传统文化资源的IP开发等社会效益属性较强的领域中文化资本活跃度低，行业发展所需资源得不到外部金融资本支持，致使文化产业行业间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现象并存。资本配置失衡进一步引起了技术和人才要素在行业间配置失衡。如，非遗开发等文化业态受限于资本和人才匮乏，嫁接互联网和新技术的步伐缓慢，难以焕发新的生机，而直播、网游等文化业态则发展“过热”，社会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
文化辐射力度不够，产业间关联度较低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涌现，颠覆了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存在形态，对传统文化产业形成了很大的挑战。目前我国广电、出版、报刊杂志、音像音响等传统文化业态技术陈旧，产品或服务附加值与利润率不断走低。新型业态也呈现“创造—传递—实现”的一次性盈利模式，产业链中下游之间关系模糊，呈现出链条过短、价值增值较低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文化产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同时，文化和技术共享渠道受限，各产业间关联度不强，文化产业对第一、第二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较小。
要素产权歧视明显，产权实力差距明显
要素配置失衡还表现在文化产业内部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差距。就资本而言，金融资本在流向文化产业时伴随着“产权歧视”，优先向国有文化企业配置，而迫切需要金融资本支持的民营文化企业始终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做大做强，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发挥。
我国文化产业要素配置失衡的治理对策
优化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治理效应
政府应进一步明确自身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加强顶层设计。首先，应由重事后管控转为前瞻性指导，结合宏观经济和文化消费的未来趋势，从整体维度优化文化资源区域结构和行业结构的顶层设计，引导文化要素优化配置。其次，完善政府的宏观把控、引导和服务职能，了解文化企业需求，维护文化市场公平竞争，优化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再次，实现文化产业与现代企业制度接轨，推动文化资源和要素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合理流动与配置。最后，改革文化体制管理模式，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把控舆论导向的基础上，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要素自由流动的新格局，为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释放制度红利。
推动信息平台建设，实现资源多边共享
借鉴浙江省“浙朵云”发展模式，采取政府采购等方式，鼓励和支持各省市建立文化产业大数据库，着力打造文化产业服务平台、文化产业交易平台，促进信息、创意、服务、人才、科技等要素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实现金融资本和产业需求的有效对接。一方面，政府应为该平台的搭建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和制度保障，实现“由点带面”的管理模式，落实省市乡乃至街道的文化产业登记和管理制度，实现对人才、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基本把握，并对相关要素的流动和发展实行动态数据监测；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实现文化产业政策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保证文化产业要素的获取机制和流动机制可有效传达至市场和所有企业，实现资源的多边共享。
健全政策保障机制，促进要素耦合协同
充分发挥政策在优化文化产业要素配置方面的作用。鼓励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多元融合，通过设立私募基金、信托计划、文化产业行业投资基金等吸收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投资领域；调整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在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分配，提高资本与其他要素结合的效率。提倡设立文化产业试验区，并根据文化产业区域特性和行业特性制定适宜的税收优惠政策，调动地方和细分行业的积极性，引领资本、人才、创意、信息等文化产业要素的流向；设立文化产业人才建设专项基金，用于人才引进和培养、创意成果转化、产学研平台建设等人才建设工作；优化人才激励制度，逐步扩大资本、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的范围；创新人才流动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吸引人才由东部沿海省份向文化资源丰富的中西部流动。
大力发展文化中介，完善中介服务功能
建立健全文化资产评估体系、文化产权交易体系，大力发展经纪、代理、评估、咨询等文化中介机构，使文化中介组织成长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推进文化产业领域的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为文化要素的合理定价和公允交易提供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平台；强化文化中介组织的行业自律规则和惩处机制，规范文化中介市场的管理，以统一、独立、公平的操作守则来进行文化要素的市场交易设计，使文化产业要素的流动有序化、合理化；建立文化要素市场的信息反馈机制，定期或者按需出台文化行业分析报告、文化消费需求与供给的动态报告，满足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数据需求和文化企业创新发展的信息需求，为文化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流转和协同配置提供数据支撑。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源自：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