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淼
　　“敦煌女儿”樊锦诗，成长于繁华的上海，却在异常艰苦的戈壁大漠敦煌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她始终致力于敦煌遗址的保护和研究，成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敦煌学者。也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域取得了新成果，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

茅善玉在《敦煌女儿》中将樊锦诗演得惟妙惟肖

　　工匠精神打磨沪剧精品
　　2011年，上海沪剧院院长、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在报纸上看到樊锦诗的报道，被樊锦诗“守一不移”的精神和对传承民族文化的担当所打动，当即决定把她的故事搬上沪剧舞台。其间，作品几经修改，甚至经历推倒重来。2018年5月，由上海沪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女儿》推出。
　　首演之后，《敦煌女儿》进剧场、走社区、下基层、到高校，取得了很好的市场反馈，特别是赢得了包括清华、北大等10多所高校学生的认可。该剧也在边演边改中召开了5次大型专家研讨会，收集了200多份观众调查问卷。主创人员在总结领导专家和观众的意见后，对剧本、音乐、舞美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修改提高。在最近一次修改中，剧组把樊锦诗一直致力于的“数字敦煌”以多媒体的方式进行了直观的舞台呈现。
　　在茅善玉看来，《敦煌女儿》的创作难度很大，一次次推翻、一次次调整，创作团队坚持用工匠精神来打磨完善。“精品力作离不开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敦煌人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以赤子之心坚守文化，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立意深刻。”茅善玉说。
　　挑战创作流弊上的艺术突破
　　众所周知，现实题材创作很难，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舞台创作很难，而像樊锦诗这样的学术专家实现舞台形象化和艺术化更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看来，当前的部分现实题材创作囿于现实生活的琐碎与艺术创作的功利，往往会在政策宣教、现实粉饰中，让舞台再现缺乏真正的现实关怀和生活依据；特别是面对真人真事的原型故事，往往会缺少足够的审美意趣和情节构成。加之中国戏曲在塑造学者、思想者等文化精英群体时，更加掣肘于戏曲艺术体系的表现力，而难以呈现这类人群的整体质感。“沪剧《敦煌女儿》挑战的是现实题材的选题，挑战的是真人真事的提炼，挑战的是学术家形象的塑造，而能够让观众感动，也证明了这部戏在挑战创作流弊时的艺术突破和艺术成绩。”王馗说。
　　作为樊锦诗的饰演者，茅善玉曾带领创作团队数次深入敦煌，接受大漠沙尘的洗礼，体悟敦煌人的精神力量。正是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才塑造了樊锦诗坚韧而执着的性格。多年的交往，茅善玉和樊锦诗成了感情深厚的忘年交，无话不谈，她们俩心相通、性相近、意相投、情相惜。樊锦诗走进了茅善玉的心中，茅善玉在演出中，努力把自己化身为樊锦诗。从25岁的北大毕业生演到80岁的老院长，从内到外，从声音到形体，惟妙惟肖，神形兼备，甚至在第一次彩排演出时，樊锦诗的孙子上台喊她“奶奶”。
　　从艺术表现而言，《敦煌女儿》对沪剧的表演方式进行了拓展——利用时空穿梭的手法，营造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的艺术效果。“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希望不仅要把沪剧的味道做出来，又要增加歌唱性，让旋律更为丰富，场面更为恢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茅善玉说。
　　剧中樊锦诗的主要唱段都是由茅善玉自己设计的，特别是樊锦诗丈夫离开的段落，茅善玉更是擦着眼泪完成的。“这一段既要表达出夫妻间很深的情愫，又要把知识分子那种含蓄的爱表现出来。因此，我在基本调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旋律，让它像水磨调一样旋律丰富，通过这种运腔把对丈夫感谢、感激的情感诠释出来。在演唱中还融入了京剧的演唱方法，使整体演唱有力度，有张力。”茅善玉说，这部戏是考验，但她演得很过瘾。
　　时代审美给沪剧人物现实观照
　　该剧导演张曼君说，进入新时代，沪剧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离不开创作者对时代观察的敏锐，对人情世态的深刻体味，对沪剧本体创造力发展的思考。“以改革开放先锋人物樊锦诗为原型创作的沪剧《敦煌女儿》，我觉得是一次探索和追求，这不仅是反映现实及时代精神的一种责任，更是沪剧艺术创造的一次新机遇。沪剧，这个从民间小山歌、花鼓、弹词、滩簧、申曲走出来的剧种，近些年在‘与时代同步，与城市同行’的实践中，在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它将随着当代的文化、城市的文明前行，再次去验证它的时代作为，实现戏曲现代化拓展的兼容力和壮大的表现力。”张曼君说。
　　剧目创作之初，樊锦诗说：“敦煌怎么演，我一点都想不出来。我们每天不是在图书馆研究，就是在办公桌上写作，要不就是进入洞窟，生活与工作毫无戏剧性可言。”剧目上演之际，樊锦诗带着家人来到剧场。当看到舞台上的“樊锦诗和常书鸿”、敦煌一代代文物保护者时，樊锦诗也从另外的角度再一次走入敦煌。她觉得茅善玉等上海沪剧院人不容易，将敦煌人题材变成了艺术。去过敦煌的人不计其数，而敦煌却通过茅善玉的连接艺术地来到了内地。飞天的衣袂，大佛的禅定，沪剧的柔美，让她仿佛听到大漠关山之间清朗的驼铃，看到了“春一去，冬一来，千年倏忽而过”，而故事却是在尘沙中跳跃起鲜活的场景。
　　评论家刘玉琴认为，为什么一个平凡女性并不跌宕起伏的故事深深打动人心，散发出伟大的光芒，就是因为作品对敦煌一代代文物守护者的爱与信仰给予了艺术的再现和赞美。《敦煌女儿》主创人员以新时代的审美视界，坚持剧种的本体特质，对这位女性给予了强烈的现实观照。“樊锦诗不仅是一个人，更代表着一个群体一种精神，舞台上的创意性呈现，为真人真事题材创作提供了真实性、合理性的可贵镜鉴。”刘玉琴说。
　　源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