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淼
北京人艺复排的“焦版”《茶馆》剧照
多年来,中国戏剧人一直都在为建立自己的演剧体系而上下求索。进入新世纪以来,演出市场空前繁荣,本土戏剧、外来戏剧各呈异彩,中外戏剧也在交互影响中各自寻找发展方向。中国戏剧如何确立自己的独立品格和风貌,中国戏剧如何在世界戏剧的万花丛中一枝独秀,成了当下戏剧人关注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践行前辈的宏图大愿,认真考虑建立“中国演剧体系”的问题,成了当务之急。
为什么要建立“中国演剧体系”
“我认为‘中国演剧体系’的提出是方向性的重大命题。就是要在世界戏剧的丛林里,树立一个特色鲜明的中国形象体系。这个体系既要无愧于古老的中华文明,又要充分体现其现代性,在现实中国和未来世界都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教授郝戎总结,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演剧体系,是中国几代戏剧人的初心和使命。表演艺术家赵丹早在青年时期就立下宏愿:“终生为建立中国的表演体系而奋斗!”有着“话剧皇帝”美誉的石挥,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开始了中国民族表演形式的探索,他说:“我们的民族形式是什么?又该怎样表现?大多数演员在努力寻求其中答案。”焦菊隐一生的目标和理想就是:“创造具有我们民族气派、民族风格的话剧艺术,建立中国式的演剧(表导演)学派……”黄佐临先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写意戏剧观”,倡导创立中国当代的、民族的、科学的演剧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以欧阳予倩、焦菊隐为代表的戏剧家率先提出了系统研究建立“我们的体系”的倡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亦是中国话剧寻求突破的方向。”郝戎说,在前辈建树的基础上,提高表导演的舞台艺术质量,通过丰富的“表现形式”揭示舞台创作的“内在规律”,形成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美学表达,形成“中国演剧学派”,构建“中国演剧体系”,是这一代戏剧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国演剧学派”与“中国演剧体系”
多年来,对于“中国演剧学派”和“中国演剧体系”的概念,在戏剧界并没有严格的界定。这两个概念有交叉、有重合,更有内在的有机关联。两者都是观念、方法和技术的科学求索,但有着不同的概念范畴。
郝戎认为,长期以来,大家习惯于从学派的角度说体系的抱负。与学派不同,体系的概念更宽泛,涵盖的内容更系统、更丰富。在以往对中国演剧道路的探索中,艺术家多沿用学派的概念。体系,则是一个方法论和世界观的总体构架。演剧学派需要在实践和研究中形成某些共同的观点、方法和理论。演剧体系更多地包括戏剧的哲学和美学前提、理论架构、训练方法、人才培养、创作原则,还要有与理论与实践相互映证的舞台艺术作品。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先探索具有中国美学底蕴的表演演剧学派,逐步形成集表演、导演、剧场、美学等全面覆盖戏剧艺术的“中国演剧体系”。“‘中国演剧体系’的构成,除了以表导演实践为主体的‘中国演剧学派’的探索之外,还要有其他符合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戏剧理论、戏剧流派、演出形态、舞台技术等一系列戏剧内容,也包括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戏剧创作、舞台呈现和剧场演出的影响和结构性改变。”郝戎说,最终的目标是从“中国演剧学派”的实践迈向“中国演剧体系”的构建。
推动“中国演剧体系”走向完善
多年以来,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一直是戏剧界关注的大课题,也不断引发各种争议。为此,郝戎提出了“建立‘中国演剧体系’已成当务之急”的观点,“话剧是舶来品,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当话剧刚刚传入中国时,一批有识之士明确提出要寻求自己民族的演剧体系。但那个时候,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囿于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话剧主要用来鼓舞人民斗志,与艺术性相比,更侧重于宣传属性。”郝戎说。
“新中国成立后,以焦菊隐为代表的艺术家,对话剧进行了民族化探索,在北京人艺创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为‘中国演剧学派’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在中央戏剧学院,自欧阳予倩担任首任院长伊始,就从教学和创作两个方面开始探求中国人自己的演剧体系。欧阳予倩精通戏曲,学贯中西,从他的学术背景来看,其理念和创作与中国的戏剧传统紧密联系、相互成就、不可分割。欧阳予倩大力提倡话剧演员向中国传统戏曲学习训练方法,为实现‘在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最新最美的戏剧艺术’的理想,长期活跃在教学第一线,身体力行、事必躬亲。”郝戎认为,这一时期,话剧民族化的探索更多是在古装戏或古典题材作品中,对于解决现代戏的方案和智慧并不够。
之后,“文革”浩劫不仅打断了话剧民族化的探索,也让人才梯队断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戏剧学院逐步确立起在现实主义基础上向表现美学拓展的创作理念。以徐晓钟为代表,在坚持斯氏体系现实主义原则的同时,发扬中国传统艺术的特点,对东西方戏剧艺术元素进行融合,把诗意与写意融入其导演艺术。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绪论部分,是由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先生撰写的。其中,对于‘戏剧’的概念,谭先生没有盖棺定论的定义,而只是罗列了戏剧发展的历史沿革。由此可见,戏剧艺术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中国演剧学派’和‘中国演剧体系’的概念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动态的、不断走向完善的。”郝戎说,新时代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对“中国演剧体系”的概念做新的扩容,新时代的精神和中华传统的美学精神注入其中,建构出融艺术性、思想性、民族性和时代性为一体的“最新最美”的中国演剧体系。
“中国演剧体系”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
郝戎认为,形成“中国演剧学派”,创建“中国演剧体系”“民族化”是必经之路,这是规律性和方向性的问题,但仅仅止于“民族化”还远远不够。“接受民族戏曲传统,向传统戏曲学习,也绝不仅仅是在话剧创作中加入锣鼓点和戏曲身段等手段,而是要学习传统戏曲艺术丰富的表现力,学习中国传统表演艺术塑造人物独特的方式方法。这些丰富的表现手段都是为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服务的。传统戏曲艺术对人物心理外化的表现在世界诸多演剧方法中别具一格,且是难以企及的高峰。我们必须继承戏曲的民族表演形式和表演方法,探索适合中国土壤的,更广义、更具包容性的,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艺术规律。”
“中国演剧体系”是具有中国文化自觉和精神内涵的民族演剧体系,民族文化的基因、基础和底蕴是其丰富的实践依据和艺术修养的来源。因而,向传统学习并不意味着仅仅向中国戏曲学习,而是要从中国传统的绘画、音乐、曲艺、民族舞蹈等各门类艺术中汲取营养。如中国曲艺就有着相声、快板、评书、双簧、评弹、莲花落等诸多表演形式。对“中国演剧体系”的探索与完善,也是新时代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艺术遗产的传承与坚守。
除了“回头看”向传统学习,构建“中国演剧体系”还要“向前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的飞速发展,也让戏剧艺术有了更多的形态可能性。去年,中央戏剧学院首次招收戏剧人工智能博士研究生;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站在艺术发展的前沿,探索戏剧艺术的未来演出形态和发展方向。这也是构建‘中国演剧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郝戎说。
源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