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艺术融合，成就舞台更多的可能性
　　谭  佩
　　黑格尔在谈到风格时曾引用了法国人的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作为一剧之本的剧本，本就有着编剧独特的个人创作风格和其为之决定的作品样式。而作为舞台艺术，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成品”，还融合了导演的剧本解读、化服道美的视觉表达以及演员的人物塑造。戏剧，是多人风格的融合。在风格与样式上做到和谐统一，就成了一个作品能否“完美”的某种标准。而随着科技发展，舞台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拥有了更多的呈现可能，反过来让编创更加能够放飞想象，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立体的视听享受。
　　此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中，贵州花灯剧《红梅赞》和川剧《江姐》，改编自同一个经典剧目——歌剧《江姐》，在剧本几乎没有大的改动前提下，因为独特的地方剧种的声腔，重新进行编曲和唱腔设计的两部作品都呈现出了极具特色的剧种样式，再加上舞美视觉表达风格的不同，《红梅赞》的呈现是写实而立体的，《江姐》则显得更加质朴一些。而在舞剧《努力餐》中，编导将成都茶馆文化中的采耳、擦皮鞋、舒筋骨等进行舞蹈场面化设计，地域风格精准、浓郁。从样式上来说，强大的舞美科技做支撑，几乎完成了剧本中所有的瞬时转移，自由切割时与空、虚与实，让飞檐走壁的谍战场面惊心动魄，大大提升了观众的观演感受。科技与艺术的融合造就多元的风格与样式，使得创作者更加无拘无束，成就舞台更多可能性。
　　（作者单位：贵州省戏剧创作中心）

　　当下民族歌剧的发展与创新
　　杨浥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中，《沂蒙山》《银杏树下》《马向阳下乡记》《红船》等当代民族歌剧的创作多样，而这种“多样”与其风格样式的丰富密不可分。
　　从一度创作来看，这些作品集合了自《白毛女》以来民族歌剧探索的成果，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创新。当下民族歌剧的创作基本脱离了“戏曲化”的戏剧叙事手法，进入了音乐结构总领（西方歌剧的结构方式）、戏剧结构托底（中国戏曲的局部构成）的独特模式，从“戏剧叙事”到“音乐叙事”，从“讲故事”到“表现场面”，从情节至上的线状结构，到讲求音乐场面铺排的团块结构。一度创作样式上的演进，也影响到二度创作的呈现，无论是革命历史题材，还是反映当下生活的题材，皆能与当代多元文化视角相结合，采取“局部写实、大处写意”的表导演风格，符合歌剧的表现形态。而这种“局部写实、大处写意”的表导演风格恰恰与音乐样式暗合：兼具西方传统歌剧的总体结构形式与中国板腔体音乐元素的结合（主要人物唱段多受到板腔体结构原则的影响）。与此同时，编剧在注意汉语言文学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掘其丰富的表现力，注重从中国传统戏曲与民歌中汲取文学与音乐语汇。而作为一度创作的编剧和作曲更是通力合作，对于咏叹调的写作开拓了表现力，增强了民族特色；对于民族唱法的重唱写作也逐渐形成规模，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包括与合唱队的交融等，极少出现依靠文学“过坎”的话剧加唱，而是全然通过音乐完成戏剧任务，将戏剧矛盾冲突推向极致。
　　这种风格样式上的演进既是对既往民族歌剧艺术特点的传承，又具有现代音乐的冲击力，既符合观众对本民族艺术传承的期待，又能够满足当今日益增长的艺术审美需求。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

　　为主旋律歌剧创作打开新窗口
　　谷依曼
　　现实题材剧目因必然聚焦当下，在表现形式上自然很难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对观众而言，这既是易于进入戏剧情境的“蜜糖”，又是会造成审美疲劳的“毒药”，因此，对剧目风格样式的把握及突破，显然成为我们亟待关注的重点。
　　纵观此次“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剧《张富清》，以音乐会版歌剧的表演形式，为主旋律歌剧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如何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中，展现张富清老英雄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感人事迹？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从战场到职场、到家庭多重的地域更迭？如何能够打破歌剧就是体量大的“魔咒”，让剧目在首演之后依旧能“轻松上阵”，说走就走？大胆确立音乐会版歌剧这一形式，是《张富清》主创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迈出的第一步。
　　充分运用乐队和合唱，是音乐会版歌剧的首要任务。让乐队成为甚至代替舞美装置，构成舞台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区隔并连接前后表演区，使有限的空间无限延伸。让合唱队成为“角色”的代言人，唱人物无法直言的事，抒人物抒不尽兴的情。然而，风格样式的塑造非二度创作一己之力，还需要编剧在创作伊始精心铺排编织。该剧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从主人公复员退役开始，纵向展开其在人生的几个不同阶段的选择和奋斗历程，运用闪回的方式，勾连战争场景与现实生活，使符合情感逻辑的场景转换与自由灵动的舞台调度深度暗合。
　　（作者单位：中国歌剧舞剧院）
　　源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