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话剧舞台上中国故事的多维表达
陈建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以敏锐的笔触和视角，摹写一个时代的风貌，标记一个时代的变化。相较于以往，进入新时代以来的舞台艺术更为紧密地与国家叙事要求同频共振，自发自觉地为时代放歌、为人民书写。这既是时代对文艺工作的定位，也是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使然：文学艺术是客观世界的真实表达和反映，讲述历史与当代的变迁、思想与潮流的交替、物质与精神的进化，是一种本能的自我选择。以党的十八大以来舞台上非常常见的题材——脱贫攻坚来说，不管是主题还是内容，与20年前、30年前的农村戏有很大不同。中国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吃饭问题的伟大创举在戏剧中得以全方位展现。这是历史和时代对于文艺创作内容上的丰富，精神上的馈赠；也是文学艺术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时代的铭记与反哺。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积极的双向奔赴！
进一步说，我们清晰地看到，近几年的舞台艺术多了气象，多了气魄，多了国家叙述层面的格局与高度。文艺工作者自觉担负“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使命，担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责任，自觉地将舞台叙述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我们看到了以往很少见到的核潜艇题材（话剧《深海》），看到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嬗变飞升的通讯科技题材（话剧《大道》）。这些作品，都在故事层面下隐含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又比如，在建党百年之际，话剧舞台上涌现出的各类红色题材：相比较前人剧作，当代剧作家除了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浴血奋战，从风雨泥泞一路披荆斩棘走向胜利外，更愿意试图艺术化地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重大命题。话剧《三湾，那一夜》《香山之夜》都以此为出发点结构戏剧。尤其是话剧《香山之夜》，该剧充满创造性地将毛泽东、蒋介石放置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夜。同一空间，两样情怀：身在香山的毛泽东激情满怀，而身在老家溪口的蒋介石却意气消沉。二人拂开历史烟云，回望、对比、较量，成败得失，全汇聚在这样一个绵绵细雨的春夜……“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
如果说，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直面解读，是基于“以史为鉴、以史为镜”的深度思考，那么，对于个体的书写，就更多地体现在心与祖国一道、情与祖国一起的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上。话剧《塞罕长歌》将三代植树人从一棵树到一片林的艰苦卓绝质朴、生动地还原在舞台上，感人至深；话剧《谷文昌》则将被东山当地人称为“谷公”的谷文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公仆形象，通过一件件琐碎却温暖的小事建立起来，构筑起磅礴、深沉、挺拔的精神丰碑；话剧《农民院士》同样是真人真事，却更着眼于时代楷模、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身上的人情味儿，对天下苍生疾苦一掬清泪的赤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胸襟，都那样真切感人。正像话剧《深海》中主人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隐姓埋名的艰苦岁月中忍受孤独和寂寞时说的那样：“如果组织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组织需要我一滴一滴把血流光，我就一滴一滴把血流光！”这些“个体”，他们的忠诚、爱与担当，总是比平凡的我们更为深刻和纯粹，也正因此，他们才成为时代的楷模，世人前行的榜样！这几部获得成功的作品，无一不是主旋律作品，却脱开人物脸谱化、事件雷同化、思想同质化，主题先行、概念前置等某些创作常犯的毛病，而是进入人物内心和精神世界去探寻和打量，最终将真实人物转化为舞台上的艺术形象。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创作老话：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尤其是长篇小说，其宏阔的容量、卷帙浩繁的篇幅，使其具备了史诗建构的可能性。因此，当原创力不足的时候，艺术门类自然会转向文学母体，寻找创作种子和典型形象。我个人十分肯定这一过程，在丰富舞台题材和类型的同时，也让文学作品得以以不同的方式活化、转化与传播。比如，近几年在剧坛刮起西北旋风的陕西话剧：不论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话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还是以文学家生平为题材的话剧《柳青》《路遥》，都昭示着文学对于戏剧舞台强大的支撑力。话剧《白鹿原》在原小说波澜壮阔的家族争斗、时代变迁中抽取出最具戏剧性、冲击力的段落放置在舞台上，以更为直接、更有冲击力、更具形式感的立体表达直击观众心灵；话剧《平凡的世界》则以更为质朴的叙述，紧紧围绕着黄土地上兄弟两人的挣扎、苦难与不屈，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生长、蓬勃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话剧《主角》则将皇皇78万字、上下两卷本的小说浓缩在3个多小时候的演出中，秦腔皇后忆秦娥从一个放羊娃，踩着荆棘满布、鲜血淋漓的艺术之路拾级而上。艺术给予的幸运与不幸，感情赋予的守望与背叛，人性展现的美好与不堪，都浓缩在她想要成为“主角”的追寻中。比起话剧《柳青》洋溢着的泥土芬芳与天清气朗，《路遥》则显得沉重和令人感叹：这样一位“像牛一样耕耘，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民艺术家，他面临的创作、人生、命运、身体和精神的苦痛，让其向上攀爬时气喘吁吁，不胜疲惫。剧中那个伸向舞台内侧的巨大斜坡，是煤矿工人们爬坡运煤的天梯，也是路遥一生的写照和隐喻。此外，近期在全国巡演的话剧《人世间》《活动变人形》乃至早两年的《繁花》，也都是文学作品改编。它们汲取着文学的精华，又经过舞台艺术的技术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表达，一部新的作品。
以上历数的这些作品，以及未列其中的优秀之作，都从文本到二度创作上强调着文学性。一部作品动人，来源于人物形象生动饱满，故事情节曲折蜿蜒，舞台处理意味深长，演员表演准确精彩，但归根到底，都要建筑在丰富的文学性上。对于舞台剧来说，文学性，不仅仅是指文本本身，还包括二度创作共同构建的艺术氛围与审美空间，观众在或愉悦舒畅或震撼战栗的情绪中，被净化、被升华。但实际上，通观近年来的话剧舞台，当我们偏重于国家叙事的同时，正在让它失去对于生活更多层面的抒写。我们舞台上的某些作品，太多好人好事，太多大事要事，而少了如话剧《家客》的温暖细腻，如《人间烟火》的油烟味道。题材的狭窄，带来表演的空洞无味、音高拔调，导演手法的虚假悬浮，舞台装置的大而无当……一个时代的话剧舞台，如果仅仅只有洪钟大吕的震耳欲聋，而无小桥流水的清浅滋润；仅仅只有黄河泰山的挺拔陡峭，而无野花小草的自由绽放，那么，从色彩上来说，是不丰富的，难以令人满意的。讲述中国故事，我们的舞台，需要更多元的维度，更宽泛的视野，更具有深层文学意味的表达。
源自：中国文化报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以敏锐的笔触和视角，摹写一个时代的风貌，标记一个时代的变化。相较于以往，进入新时代以来的舞台艺术更为紧密地与国家叙事要求同频共振，自发自觉地为时代放歌、为人民书写。这既是时代对文艺工作的定位，也是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使然：文学艺术是客观世界的真实表达和反映，讲述历史与当代的变迁、思想与潮流的交替、物质与精神的进化，是一种本能的自我选择。以党的十八大以来舞台上非常常见的题材——脱贫攻坚来说，不管是主题还是内容，与20年前、30年前的农村戏有很大不同。中国解决了世界近1/5人口吃饭问题的伟大创举在戏剧中得以全方位展现。这是历史和时代对于文艺创作内容上的丰富，精神上的馈赠；也是文学艺术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时代的铭记与反哺。两者之间形成一种积极的双向奔赴！
进一步说，我们清晰地看到，近几年的舞台艺术多了气象，多了气魄，多了国家叙述层面的格局与高度。文艺工作者自觉担负“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使命，担当“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责任，自觉地将舞台叙述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我们看到了以往很少见到的核潜艇题材（话剧《深海》），看到了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嬗变飞升的通讯科技题材（话剧《大道》）。这些作品，都在故事层面下隐含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又比如，在建党百年之际，话剧舞台上涌现出的各类红色题材：相比较前人剧作，当代剧作家除了着眼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浴血奋战，从风雨泥泞一路披荆斩棘走向胜利外，更愿意试图艺术化地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重大命题。话剧《三湾，那一夜》《香山之夜》都以此为出发点结构戏剧。尤其是话剧《香山之夜》，该剧充满创造性地将毛泽东、蒋介石放置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夜。同一空间，两样情怀：身在香山的毛泽东激情满怀，而身在老家溪口的蒋介石却意气消沉。二人拂开历史烟云，回望、对比、较量，成败得失，全汇聚在这样一个绵绵细雨的春夜……“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
如果说，对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直面解读，是基于“以史为鉴、以史为镜”的深度思考，那么，对于个体的书写，就更多地体现在心与祖国一道、情与祖国一起的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上。话剧《塞罕长歌》将三代植树人从一棵树到一片林的艰苦卓绝质朴、生动地还原在舞台上，感人至深；话剧《谷文昌》则将被东山当地人称为“谷公”的谷文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公仆形象，通过一件件琐碎却温暖的小事建立起来，构筑起磅礴、深沉、挺拔的精神丰碑；话剧《农民院士》同样是真人真事，却更着眼于时代楷模、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身上的人情味儿，对天下苍生疾苦一掬清泪的赤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胸襟，都那样真切感人。正像话剧《深海》中主人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隐姓埋名的艰苦岁月中忍受孤独和寂寞时说的那样：“如果组织需要我一次性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性把血流光，如果组织需要我一滴一滴把血流光，我就一滴一滴把血流光！”这些“个体”，他们的忠诚、爱与担当，总是比平凡的我们更为深刻和纯粹，也正因此，他们才成为时代的楷模，世人前行的榜样！这几部获得成功的作品，无一不是主旋律作品，却脱开人物脸谱化、事件雷同化、思想同质化，主题先行、概念前置等某些创作常犯的毛病，而是进入人物内心和精神世界去探寻和打量，最终将真实人物转化为舞台上的艺术形象。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创作老话：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
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尤其是长篇小说，其宏阔的容量、卷帙浩繁的篇幅，使其具备了史诗建构的可能性。因此，当原创力不足的时候，艺术门类自然会转向文学母体，寻找创作种子和典型形象。我个人十分肯定这一过程，在丰富舞台题材和类型的同时，也让文学作品得以以不同的方式活化、转化与传播。比如，近几年在剧坛刮起西北旋风的陕西话剧：不论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话剧《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主角》，还是以文学家生平为题材的话剧《柳青》《路遥》，都昭示着文学对于戏剧舞台强大的支撑力。话剧《白鹿原》在原小说波澜壮阔的家族争斗、时代变迁中抽取出最具戏剧性、冲击力的段落放置在舞台上，以更为直接、更有冲击力、更具形式感的立体表达直击观众心灵；话剧《平凡的世界》则以更为质朴的叙述，紧紧围绕着黄土地上兄弟两人的挣扎、苦难与不屈，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生长、蓬勃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话剧《主角》则将皇皇78万字、上下两卷本的小说浓缩在3个多小时候的演出中，秦腔皇后忆秦娥从一个放羊娃，踩着荆棘满布、鲜血淋漓的艺术之路拾级而上。艺术给予的幸运与不幸，感情赋予的守望与背叛，人性展现的美好与不堪，都浓缩在她想要成为“主角”的追寻中。比起话剧《柳青》洋溢着的泥土芬芳与天清气朗，《路遥》则显得沉重和令人感叹：这样一位“像牛一样耕耘，像土地一样奉献”的人民艺术家，他面临的创作、人生、命运、身体和精神的苦痛，让其向上攀爬时气喘吁吁，不胜疲惫。剧中那个伸向舞台内侧的巨大斜坡，是煤矿工人们爬坡运煤的天梯，也是路遥一生的写照和隐喻。此外，近期在全国巡演的话剧《人世间》《活动变人形》乃至早两年的《繁花》，也都是文学作品改编。它们汲取着文学的精华，又经过舞台艺术的技术改造，成为一种新的表达，一部新的作品。
以上历数的这些作品，以及未列其中的优秀之作，都从文本到二度创作上强调着文学性。一部作品动人，来源于人物形象生动饱满，故事情节曲折蜿蜒，舞台处理意味深长，演员表演准确精彩，但归根到底，都要建筑在丰富的文学性上。对于舞台剧来说，文学性，不仅仅是指文本本身，还包括二度创作共同构建的艺术氛围与审美空间，观众在或愉悦舒畅或震撼战栗的情绪中，被净化、被升华。但实际上，通观近年来的话剧舞台，当我们偏重于国家叙事的同时，正在让它失去对于生活更多层面的抒写。我们舞台上的某些作品，太多好人好事，太多大事要事，而少了如话剧《家客》的温暖细腻，如《人间烟火》的油烟味道。题材的狭窄，带来表演的空洞无味、音高拔调，导演手法的虚假悬浮，舞台装置的大而无当……一个时代的话剧舞台，如果仅仅只有洪钟大吕的震耳欲聋，而无小桥流水的清浅滋润；仅仅只有黄河泰山的挺拔陡峭，而无野花小草的自由绽放，那么，从色彩上来说，是不丰富的，难以令人满意的。讲述中国故事，我们的舞台，需要更多元的维度，更宽泛的视野，更具有深层文学意味的表达。
源自：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