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陈 曦 摄

    时间：2014年9月10日
    地点：中国文化传媒集团
    主题：“艺海问道”文化论坛——中西戏剧精神与当代戏曲发展的未来走向
    与会专家：
    刘承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文化报社社长）
    宋合意（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
    陈建祖（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
    伊维德（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
    孙崇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筱芸（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李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徐涟（中国文化报社副总编辑兼理论部主任）
    徐涟：今天是我们“艺海问道”第三期。非常荣幸请来了享誉国际汉学界的伊维德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孙崇涛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筱芸、李玫、刘倩三位学者。
    为了这一次论坛，我们有些煞费苦心。因为，伊维德教授的研究领域，即使对于中国人而言，也是非常小众与精深的。汉学，是一门植根在中国、但发源与发展在海外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但研究方法、学术传承和文化视角又不同于中国，尽管它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并且与国内学界也有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但对于中国普通大众而言，还相当陌生。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地位的提升，汉学的研究成为显学；世界汉学大会的举办，也使许多普通中国人开始了解汉学与汉学家。可以说，大家对于汉学家，有一种敬佩与尊重。为什么呢？首先，对于外国学者而言，要攻克中文特别是古文，相当不容易；其次，汉学家以他者的眼光，为我们审视中国文化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这种视角对我们而言是宝贵的，尽管东西方之间存在相互的误读，这是难免的，但我们可以求同存异，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取得共识。
    为此，我们请来了与伊维德教授有诸多交集的各位专家学者，他们不仅是同道，也是朋友。各位或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戏曲，或从中国古典文献的角度研究戏曲，是这一领域的资深专家。作为中国文化报社，戏曲的创作与发展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我们的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戏曲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尽管已经生存了这么久的时间，但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在城镇化建设的浪潮当中，它的生存发展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我们非常希望借这个机会，请各位专家学者就戏曲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意义、戏曲流变发展的规律、从东西方视角来看中国戏剧精神等等议题畅所欲言，特别是从古典戏曲研究的角度，对于今天的戏曲创作、演出、发展趋向，提出看法与建议。
    参加今天论坛的还有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文化报社社长刘承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董事长、中国文化报社总编辑宋合意，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陈建祖以及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副主任高昌、杨晓华，中国文化报社国际部副主任叶飞，还有新华网、中国文化传媒网的媒体朋友。
    刘承萱：首先，我代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向我们尊贵的客人、国际著名汉学家、中国戏剧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伊维德先生做客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并参加由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感谢。伊维德教授是第一位走进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并参与中国文化报学术论坛的外国专家，伊维德教授的光临，标志着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中国文化报社在国际学术思想交流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这期“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关注东西方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戏剧精神。在这样一个视角上的思考，对于中国的知识精英、文化精英，打开胸怀，审视自我，开拓新知，反思民族戏曲文化的现状与未来，探讨民族文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戏剧，或者说古典戏曲，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与古希腊悲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剧，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古典戏剧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精神财富，出席这次论坛的国内外专家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戏剧进行研讨交流，必将在文化艺术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今，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因此，如何从人类共有的美好追求出发，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彼此了解和认知就成为双方对话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传媒集团自组建以来，以“文化天下，创造传奇”为己任，致力于中国文化艺术的思想研究、产业培育和对外交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不断开拓进取，积累了良好的声誉。在未来发展中，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将为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着力提高文化媒体的传播力、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和文化交流的影响力，切实发挥文化媒体的主阵地作用、文化产业的主力军作用和文化交流的主渠道作用。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方面，我们打造了“视觉中国·洲际行”和“温馨之约”传媒论坛两个品牌活动，先后赴美国、英国、瑞典、古巴、法国、日本等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我们很快还将主办“温馨之约”——中国马耳他文化传媒论坛、承办中俄文化论坛等一系列重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中，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将担当好历史责任，发挥好自己的作用。
    真诚期待各位专家能够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办的“艺海问道”文化论坛，并对活动的组织和内容提出宝贵意见。
    徐涟：《中国文化报》一直非常关注戏曲的发展，但对当代戏曲舞台演出关注更多，对古代戏曲的研究关注比较少。今天也希望专家给我们好的意见和建议，如何更好地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促进当代戏曲的发展。我们先请伊维德先生发言。
    伊维德：针对今天的话题，我作为一个国外学者发言，一方面非常荣幸，一方面也非常惭愧。我对当代中国戏曲的情况不太了解——我在国外一辈子大部分做古代戏曲文献的工作。可如果从比较的立场出发，中国戏曲是什么？在国外说到戏剧，一般指话剧，西方传统中把话剧与音乐剧分得很清楚。但是话剧代表戏剧也不完全对，话剧没有音乐。歌剧有音乐，每一部歌剧的音乐都是新创的。欧洲歌剧的作者都是音乐家，剧本作者不大重要。中国的戏剧是中立的，音乐与剧放在一起。欧洲也有这样的戏剧，但很少见，是非常边缘的现象。中国戏剧传统有着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做比较的时候，中国一般把中国戏剧和现实主义的话剧相比较，这当然需要做，可是同时还要把中国戏剧与欧洲歌剧的传统比较一下。有很多中国人说中国戏剧的特色不一定是戏剧的特色，是音乐剧的特色。如果把歌剧或者音乐剧与中国戏剧比较起来，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有话剧的传统还有类似于歌剧的传统，近年来，中国艺术家还对当代西方歌剧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觉得当代中国戏剧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最大的娱乐就是戏剧，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DVD这样的媒介。传统中国社会当中的戏剧不算艺术，算娱乐，这在全社会非常普遍。中国即使是最小的村庄也会有庙，有庙就有庙会，有庙会就有戏剧演出，娱乐性很大，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的关系也很大。但是到了20世纪，戏剧的地位被提高到艺术。19世纪的京剧，每一年都要改，不是固定的东西。把它的地位提高到艺术的时候，对它的要求越来越高，观众反而越来越少，因为你一定需要好好准备，才能真正懂这个艺术。以前不是这样，每个人认为娱乐就是好玩，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训练。
    再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剧的听众是一代带一代，是父亲带孩子到庙会，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传统破坏了。现在很难恢复这个传统。破坏一个传统，有经济的理由，有政治的理由，但以后想恢复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对中国来说，革命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一方面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也很厉害。对我这样年龄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正处于学习阶段，受到很大震动。现在，我在美国带了很多大陆学生，他们看到的就是当代中国，他们对20世纪的强烈的破坏性变化不大了解，因为不大了解，对于为什么需要恢复，怎样恢复也不一定了解，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小剧团，他们每星期要演一个新歌剧。他们每做一个新的音乐故事，完成一两次试演，就走出去巡演。他们把剧做得非常简单，比如，穿的衣服其他剧目也可以用，角色跟中国传统戏剧的角色一样比较固定。现在一般的歌剧团规模比16世纪的歌剧团要大很多，而且一定要经常巡演，所以非常花钱，演出的价钱越来越高，没有16世纪那样简单、灵活。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西方人看歌剧不一定要到剧场去，他们买DVD就可以了，像我的儿子买也不用，直接上网去找。所以，一方面有其他很多种娱乐形式，另一方面因为追求艺术，对古典歌剧、话剧要求越来越高，结果是观众越来越少。如何走出这个困局？也许有一个方法，就是不一定搞得那么复杂，那么高贵，规模那么大，但演出应该好一点。
    徐涟：您所说的歌剧观众减少、演出衰弱的问题，也是中国戏剧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球化背景之下或者城镇化、城市化这个浪潮当中，世界各国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的同样问题。这更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提出对策。接下来请孙教授发言。
    孙崇涛：我想主要讨论东西方戏剧特征的比较。过去谈到中国的戏曲特征，基本上会说：一是高度综合；二是表现程式化；三是写意，由写意引出来虚拟。我感觉这三方面概括并不全面。西方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戏剧也是这三个基本特点。以西方传统戏剧的样式来说，歌剧也是综合的，歌剧剧本是文学，有歌唱，有伴奏音乐，有舞蹈，有美术。刚才伊维德先生说，他比较了西方的歌剧跟中国戏剧，觉得没有太大区别，所以用高度综合来概括中国戏曲不那么准确。另外就是程式化。程式化也不是中国戏剧独有，歌剧的音乐，朗诵调、咏叹调，声韵样式，声部高中低音，都存在程式化。芭蕾的虚拟动作或示意性动作并不少于中国戏剧。所以高度综合、舞台表现程式化跟写意性，是一个共性。那么中西方戏剧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我想，世界各个地区的戏剧有两个基本元素。一是讲故事，戏剧就得讲故事，甚至某一个场景发生的故事，这叫叙事。再一个是要表演。各种各样的戏剧，各种各样的样式，都离不开这两个基本元素，这两点是共存的，互相依托的。东西方戏剧的不同，在我看来就在这两者之间。西方戏剧以话剧为主要代表，它的表演是为叙事，中国戏剧反过来，叙事是为了表演。所以如果下定义，西方的戏剧是“叙事的戏剧”，中国的戏剧是“表演的戏剧”。我觉得这才是中西戏剧最本质的不同。
    以话剧为例。西方话剧，主要通过必要的艺术手段，铺陈剧情、刻画人物、震撼心灵，传递剧作者的道德精神，从而把观众引向某种思索，或追求某一个命题，或者针对某一个生活观念。中国戏曲实现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它是充分展示自身艺术的魅力，调动观众艺术的想象、共鸣，最终达到人格陶冶和生命愉悦。我们过去有“高台教化”的主张，但实际上看戏主要是接受情感的艺术熏陶。剧情我相当熟悉，能唱会演，但还在看，看一辈子还在看。梅兰芳《霸王别姬》谁都知道剧情，但还在欣赏，一辈子在欣赏。这就是艺术享受、艺术陶冶。
    徐涟：到底表演为了叙事，还是叙事为了表演，看起来是学术观点，但是跟戏剧发展的现实有极大关系。现在的戏剧常常是以导演为中心。以导演为中心，其实是西方戏剧和电影的路子，那么按照中国戏曲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应该以演员为中心？现在，演员在戏剧中、在剧团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孙崇涛：我们剧团的体制，过去是演员挑班，兼着经营管理。过去没剧团，没戏台，但有戏班。为什么？这是中国戏剧特征所规定的。比如《四郎探母》，演员早给它定型了，不需要导演。不是说取消导演，搞现代剧，方方面面确实需要一个人进行调解，这个起调解作用的是导演，但是传统戏剧或者戏曲不是这样。
    伊维德：经典的剧目，已经是经典，导演一介入就毁掉了，经典就毁掉了。
    郭英德：中西戏剧的比较，我想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方面就是西方，或者汉字文化圈以外的人看中国戏剧，肯定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他们更多注重中国戏曲的表演，一看非常新鲜，跟外国戏剧不一样，整个表演方式完全不一样。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中国有很多杂剧剧本包括一些其他剧本传到西方变成文学剧本。早期翻译都不是翻译戏剧，是把戏剧转成故事翻译。他们看的是故事，所以对《赵氏孤儿》感兴趣。至于对中国戏剧精神的把握，当提到20世纪初，梅兰芳带着剧团国外演出。西方人发现，表演还是很重要，这是又一个冲击。就这样在不同层面的不断对话的过程当中，中国戏剧渐渐融入到整个世界文化的范围之内，也融入到世界戏剧文化范围之内，得到认可，或者得到证实。以伊维德教授为代表更关注戏剧文学，也关心戏剧的演出形式，但主要关注中国戏剧在古代的文化语境、演出方式。
    第二个方面，我还是在抒情性、综合性、虚拟性和程式化这几个层面来理解戏剧的一些基本精神，或者基本特性。那么这些基本特性归结到一点，就是充分体现了中国戏剧特有的，或者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自由的精神。非常自由的审美方式是中国戏剧的特点，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我曾经关注过西方艺术史研究，在研究东方绘画的时候，他们特别注意像《韩熙载夜宴图》等等有故事的图画，纯粹的山水画，文人画，尤其水墨画他们不太欣赏。
    应该说中国的戏剧精神并不一定都是优秀的东西，可能是优劣相伴，有可能某些方面需要有所节制，有些方面需要发扬，甚至要超越某种规范。在地方的戏剧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我们闽南的戏曲，高甲戏、梨园戏，原来戏班子很大，现在戏班可以做到很小，一年360多天，可以演300多场，唱词很多样，演出非常随意。所以，戏曲在民间，也渐渐地有点回归传统。当然，另外一方面戏剧也往高层次发展，可以在国家大剧院进行非常宏大的高规格的演出。
    我非常赞成，对中国戏剧应该进一步发掘他的内在精神，和现代进行对话，激发现代人的一种文化的创造性和文化的认同感，也为世界文化的建设，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这个贡献在精神层面上，比在具体的各种形式的层面上，更有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十分重要。
    王筱芸：我很高兴你们开了这样一个“艺海问道”的论坛。这首先对于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经典，对于重构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体系会有贡献。第二为当下的文化传播和文化产业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内容，对历史文化的重新阐释非常重要。第三，作为一家综合性的文化类媒体，论坛还有一个导向作用。
    从1995年到1996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伊维德先生是我的联系教授。荷兰汉学的传统很特别，早期比如像戴文达以及做南洋研究的很多人，关注东南沿海的比较边缘的族群和文化，因为荷兰有着东印度的殖民地，荷兰汉学是为这样一个实际需要而开启的。戴文达以后，有很大一个改变，开始转向关注比较主流的群体。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伊维德觉得中国的学者的研究，注重案头化，注重意义，而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戏剧主要是以娱乐为主。对中国人来说，不论是庙堂，还是民间演出，都是有意义的，勾栏瓦肆的表演当中，人们学习和延续着核心的价值体系。忠孝仁义、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通过戏剧、说唱这样一些东西传承。娱乐在这方面有可能掩盖了这个意义，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意义还是很重要。
    我们很注意的是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精英文化，他们恰恰弥补了这一块。光是精英和案头，你很难全面了解一个文学的生态、文学的语境，他们是在整个生态和语境里边把握作家、作品和群体，我觉得这个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30年来由一个非常政治化，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很单一的学术研究，到现在的多元化，也关注边缘，关注小传统，需要大的社会学的视野。
    回到中国戏剧的精神。从功能上说，伊维德认为中国戏剧娱乐化倾向非常浓，到近现代以后，案头化、意识形态化、经典化，变成庙堂当中的一个东西。我很关注当代戏剧，很多先锋戏剧，会吸收传统戏剧的特点，而这种戏剧精神，有时候是很难割断，比如像《武林外传》，年轻人都很喜欢。整个形式很活泼，非常娱乐，把很多当代生活的事情，融入到戏剧中。实际上宋元戏曲在演出当中，跟剧本很不一样，演员会把很多现实元素放到原著当中去，就跟这个很相似。所以传统的戏剧精神，今天还是会有。
    李玫：我觉得西方汉学家有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个他们选择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因为他们有一个天然的西方文化参照。伊维德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诗人、大臣和僧侣的冲突》，讲13世纪和15世纪杂剧中的苏轼形象，我觉得这个题目就非常有意思。第二个方面是他们关注动态历史的一种大的背景，比如说研究杂剧，元代、明代，他们会跟踪往后，一直了解到近现代、当代。刚才我注意伊维德先生讲到现当代，他会从古代联系到民国的发展、当代的变化，他会有连续的眼光，不光是纵向，横向也是。
    关于中国戏剧的精神，刚才几位先生所谈，对我很有启发。就说程式化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戏剧的程式是一直在变化，比如，今年纪念梅兰芳诞辰120周年，我关注了一下梅兰芳古装新戏。他从20岁出名以后，就开始不断在琢磨新戏。他追求的精神，郭先生说是自由审美，我觉得很精辟。另外，梅兰芳追求的实际上主要还是娱乐，《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他找了很多文本。但是他在舞台上怎么动，得自己去决定，他看了很多古画，然后决定他台上的动作、服装，这些都是新的东西，不是程式化的。大家认为他是中国戏曲表演的一个有成就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他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创新，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所以说中国戏剧要概括其精神，还真是要重新审视和思考。
    刘倩：当代戏曲确实还在演变中，但是没有规律可循，就像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微博，他们发了一个黄梅戏版的《长恨歌》，台词竟然有：“不要嘲笑我，因为欲火发动战争，要知道敢作敢为才是真正的男人”。这是很俗的东西，但很活泼。我做小说研究，也做文本研究，当代传统的戏曲，一般看到的还是比较精英化的东西，像这种民间的东西接触比较少。所以戏剧新编该怎么改，我们应该历史看待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对汉学本身的概念的反思问题。这些年我做了很多汉学成果的翻译，特别是跟普林斯顿的柯马丁教授接触比较多。柯马丁教授前几天在北大也参加一个会议，叫《我的汉学之路》，汇集一批北大校友。他们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大做留学生，后来在研究中国方面有所成就。柯马丁先生的发言是我给他翻译的。他发言中用了一个词叫中国汉学，我就有点困惑，可他觉得没有问题。他说根据现在汉学的发展趋势，汉学其实就是中国学研究。我们现在做的汉学应该是什么汉学？就是一种国际汉学，就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跟西方学者的研究综合起来，联合起来，建设一个国际汉学的平台，把中国的文化、有价值的思想，解释给世界，推向世界。我觉得他的说法对我特别有启发。
    徐涟：包括此次汉学家大会在中国举办，其实也有中外学者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汉学互融互通的大的平台。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东方与西方的差异，远远不如上代与下代的鸿沟，也就是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那么，既然大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可以从各国不同的原有的传统思想资源当中来寻找新的创新点，来服务于我们今天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下面请宋合意总编辑做一个总结。
    宋合意：再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来参加这次论坛。大家的发言让我们开阔了视野，受到启发。“艺海问道”举行到第三期，由于伊维德先生的参与，增加了国际视角。
    这几年，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和中国文化报社在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方面不断拓展领域，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研讨更直接、更生动，在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增加文化的相互理解与交融上有独到作用。伊维德先生和孙崇涛、郭英德等各位专家学者，以中西戏剧艺术为切入点，结合国外汉学界情况，进行了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的交流、探讨。当然，由于时间所限，有些话题只是开了个头，还有待深入一步，《中国文化报》愿意为大家提供相关平台。
    伊维德先生从事汉学已半个多世纪了，对这样的坚持我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大家在交流中，多次谈到国外汉学与汉学家的情况，认为传统的汉学研究在西方相对边缘，有些汉学家显得落寞。其实，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国外的汉学和汉学家在中国越来越受重视。我想，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对思想文化交流的更加重视，汉学和汉学家的境况也会改变——“水涨船高”，借用一句常用来评价优秀戏剧的话说，就是会“叫好又叫座”。伊维德先生此次来华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是应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学会之邀，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具体负责，目的是加强与荷兰汉学界的联系、促进两国人文思想层面的深度交流。他将到中国的艺术、教育、研究机构进行一系列交流活动。这次论坛，是其中一个插曲。
    《中国文化报》刚发过一篇报道：前几天在与中国驻荷兰大使陈旭会面时，伊维德先生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宝藏，必须在全面考量历史先贤的论述并结合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古为今用，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但又不是中国独享的文化价值体系。他建议更多地让外国人来翻译中国作品，让外国人以自己习惯的方式和“味道”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刚才在发言中，几位中国的专家学者也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我们真切地希望能与世界分享我们的文化，也希望共享世界上的其他优秀文化。现在，许多西方的优秀戏剧艺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甚至登上中国戏剧舞台，而西方汉学家在将中国优秀传统戏剧译介到西方方面也做了许多努力。但总的来说，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读者、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包括戏剧在内的西方艺术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和全面，而西方读者、观众对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就相对欠缺了。在这方面，我们要努力，也期待国外的汉学家们发挥更大作用。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杨晓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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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维德，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中国戏剧研究专家，曾任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主任、非西方研究中心主任等，2000年至2013年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先后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任。伊维德曾系统翻译中国古典文学给荷兰与英文读者，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其学术研究主要着重于中国戏曲、叙事文学、古典诗词、说唱文学以及女性文学，在国际汉学界有着广泛影响。
    孙崇涛，戏曲学专家，是我国首批文学硕士学位获得者，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史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戏曲历史研究和文艺评论。在南戏研究领域贡献卓著，曾多次受邀担任国外著名大学客座教授。
    郭英德，古典文献学研究专家。曾师从启功教授、邓魁英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戏曲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现兼任国家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师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文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
    王筱芸，中国第一个词学博士，专业方向是唐宋文学兼中国诗学研究。1995年至1996年获欧洲共同体大学校长基金会资助，前往荷兰国立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伊维德先生担任她的导师。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成果丰硕。
    李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戏剧。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戏曲文化史研究方面有丰富成就。
    刘倩，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曾参与《剑桥中国文学史》翻译。
    源自：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