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策略·理论
龚和德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是戏曲界的重大利好，鼓舞人心。学习、运用这些政策，需要同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应当把国务院关于戏曲的《若干政策》，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一个具体部署。具有近千年历史的中国戏曲，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钱穆说：“欲复兴中国文化，亦首当复兴中国文化中那一个文艺天地。”在这个文艺天地里，戏曲又是最丰富多彩、最接地气、最富于群众性和人民性的。只有站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才能更自觉更坚决地贯彻落实好这些政策。
随着《若干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戏曲生存环境会得到改善。但我们必须清醒，生存环境的改善不等于生存能力的增强。戏曲当下的困境，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百年来，戏曲遭遇了两个伤害、一个挤压、一个变迁，即受民族虚无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伤害，文化消费主义的挤压，时代和审美主体的变迁。这些遭遇的综合反应就是生存能力的减弱，存在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当下的具体表现：传统剧目的高水平传承太少，新剧目创作的成活率太低，演出市场太小，演员的成长太慢。这四个“太”又是互为因果的。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实际情况，盛衰消长，十分复杂。昆剧能有今天的规模，是新中国的重大成就；在建立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上，京剧的成就相当突出；有的地方剧种，如泉州的梨园戏，虽然偏于一隅，却已名闻中外，等等。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是事实。希望各剧种、各剧院团借《若干政策》出台的良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和制定如何增强生存能力的生存策略。如果没有切合具体剧种、具体院团的生存策略，《若干政策》背后的“真金白银”也有可能衍变为扶贫救济。我们知道，现在农村的扶贫工作已逐渐从发放救济到开发生机，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精准扶贫。戏曲界也应当精准地运用好《若干政策》，使之真正成为增强生存能力、提高生存意义的政策支持。研究和制定生存策略，要充分重视寻找本剧种的生命源泉。换句话说，就是寻找本剧种的艺术优势和它不能被别人替代的最终理由究竟在哪里。在此基础上明确自己的艺术个性、功能定位和市场前景。艺术个性总有两面性，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不要做扭曲个性的事，又要优化个性以适应时代变迁。谁能拒绝时代变迁呢？艺术家能做的就是在适应中争取优化、防止异化。对戏曲的继承发展是总体要求，究竟怎么继承、怎么发展，一定要从具体剧种、具体院团的实际出发，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生存策划。用上海的说法，叫做“一团一策”。
虽然《若干政策》没有直接关照戏曲理论，但在客观上也激发了戏曲理论的活跃。而要做好戏曲的传承发展，非常需要理论的支持。有政策支持，再加上理论支持，戏曲的继承发展有可能少走一些弯路。要做到这一点得有两个条件：一是理论界要开展深入探讨；二是埋头实践的管理者和艺术家要关心理论、参与理论。在理论界，由于视角不同、对戏曲未来的期待不同，观点相当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深入探讨、甚至引起激烈争论的好处，可以互相启发，提供实践者自由选择。
如何认识传统？是戏曲理论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一种看法，传统就是技术，就是“四功五法”，有了技术就有市场，就有未来。在表演技艺有所衰退的背景下，强调“四功五法”的重要性，提倡演员苦练基本功，是十分必要的。但千万不要把技术同文化疏离开来。不能把传统的“核心价值”，仅仅归结为技术，归结为“四功五法”。这是因为戏曲的技术，是一种有文化表达的技术。不讲文化表达，只讲技术，有可能使戏曲沦落为“五四”文化人攻击的“下等人的把戏”。还是老艺人说得比较全面：“无情不动人，无理不服人，无技不惊人。”讲究情、理、技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个情，这个理，就是技的文化表达，而文化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既有传承性也有变易性。所以不能想象戏曲只要传承、不要发展，只要保守、不要新的创造。戏曲既是一种独特的演剧体系，而其艺术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四功五法”只是古老戏曲的技术结晶，并非各地方剧种的统一的技术标准。若用古老剧种的技术形态来要求各地方剧种，例如越剧、黄梅戏，可以算“不及格”，行当不全，技术上也缺少京、昆那样的高难度，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文化表达。而技法精严的古老剧种，如果在文化表达上不成功、不精彩，一样要受到观众的冷落。我希望理论上要摆好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既重视技术，又不要轻视文化、丢掉文化。
同技术有关的还有演员问题。好戏是剧种、剧院团、演员同观众的联结点。好戏越多，联结点越宽。好戏主要是演员的力量和作家的力量共同造就的。演员是戏剧艺术打动观众的终端，是演员的技艺水平和个人魅力决定了这个终端的强度；而文本是戏剧艺术创造的起点，没有良好的扎实的起点，其上层的努力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个终端，一个起点，抓好两头，别的就比较好办一些了。这样说，不是不重视导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的作用，这些艺术因素，说到底，都是为了开掘起点的意义和强化终端的力量，从而显示出各自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好戏，要充分肯定演员的主体地位，又要避免对演员作用的夸张，怂恿名角自恋自大。名角的“四功五法”再精纯卓越，也不要去反抗文学。反抗的结果，吃亏的是演员，使他丧失艺术新的增长点。但戏曲对文学也是有要求的。文学能成为有生命力的演出文本，必须重视剧种意识、名角意识和观众意识。正是文学的输入才能实现戏曲的文化丰富、文化更新。每一个成功剧本的投入，都是对于戏曲的一份文化支持！传承优秀的传统剧目可以巩固戏曲的文化地位，创造新的优秀作品可以提升戏曲的文化地位。习近平同志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命脉之后，又说到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能这样去努力实践，深化继承，稳健探索，积极创造，必将使剧种和剧团增强生存能力，获得新的生存意义，从而在新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占有应得的地位。
源自：中国文化报
《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若干政策》），是戏曲界的重大利好，鼓舞人心。学习、运用这些政策，需要同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文化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说：“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我们应当把国务院关于戏曲的《若干政策》，看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上的一个具体部署。具有近千年历史的中国戏曲，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钱穆说：“欲复兴中国文化，亦首当复兴中国文化中那一个文艺天地。”在这个文艺天地里，戏曲又是最丰富多彩、最接地气、最富于群众性和人民性的。只有站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才能更自觉更坚决地贯彻落实好这些政策。
随着《若干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戏曲生存环境会得到改善。但我们必须清醒，生存环境的改善不等于生存能力的增强。戏曲当下的困境，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百年来，戏曲遭遇了两个伤害、一个挤压、一个变迁，即受民族虚无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的伤害，文化消费主义的挤压，时代和审美主体的变迁。这些遭遇的综合反应就是生存能力的减弱，存在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当下的具体表现：传统剧目的高水平传承太少，新剧目创作的成活率太低，演出市场太小，演员的成长太慢。这四个“太”又是互为因果的。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实际情况，盛衰消长，十分复杂。昆剧能有今天的规模，是新中国的重大成就；在建立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上，京剧的成就相当突出；有的地方剧种，如泉州的梨园戏，虽然偏于一隅，却已名闻中外，等等。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是事实。希望各剧种、各剧院团借《若干政策》出台的良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和制定如何增强生存能力的生存策略。如果没有切合具体剧种、具体院团的生存策略，《若干政策》背后的“真金白银”也有可能衍变为扶贫救济。我们知道，现在农村的扶贫工作已逐渐从发放救济到开发生机，用习近平同志的话说，就是精准扶贫。戏曲界也应当精准地运用好《若干政策》，使之真正成为增强生存能力、提高生存意义的政策支持。研究和制定生存策略，要充分重视寻找本剧种的生命源泉。换句话说，就是寻找本剧种的艺术优势和它不能被别人替代的最终理由究竟在哪里。在此基础上明确自己的艺术个性、功能定位和市场前景。艺术个性总有两面性，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不要做扭曲个性的事，又要优化个性以适应时代变迁。谁能拒绝时代变迁呢？艺术家能做的就是在适应中争取优化、防止异化。对戏曲的继承发展是总体要求，究竟怎么继承、怎么发展，一定要从具体剧种、具体院团的实际出发，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生存策划。用上海的说法，叫做“一团一策”。
虽然《若干政策》没有直接关照戏曲理论，但在客观上也激发了戏曲理论的活跃。而要做好戏曲的传承发展，非常需要理论的支持。有政策支持，再加上理论支持，戏曲的继承发展有可能少走一些弯路。要做到这一点得有两个条件：一是理论界要开展深入探讨；二是埋头实践的管理者和艺术家要关心理论、参与理论。在理论界，由于视角不同、对戏曲未来的期待不同，观点相当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深入探讨、甚至引起激烈争论的好处，可以互相启发，提供实践者自由选择。
如何认识传统？是戏曲理论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一种看法，传统就是技术，就是“四功五法”，有了技术就有市场，就有未来。在表演技艺有所衰退的背景下，强调“四功五法”的重要性，提倡演员苦练基本功，是十分必要的。但千万不要把技术同文化疏离开来。不能把传统的“核心价值”，仅仅归结为技术，归结为“四功五法”。这是因为戏曲的技术，是一种有文化表达的技术。不讲文化表达，只讲技术，有可能使戏曲沦落为“五四”文化人攻击的“下等人的把戏”。还是老艺人说得比较全面：“无情不动人，无理不服人，无技不惊人。”讲究情、理、技三者的有机结合。这个情，这个理，就是技的文化表达，而文化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既有传承性也有变易性。所以不能想象戏曲只要传承、不要发展，只要保守、不要新的创造。戏曲既是一种独特的演剧体系，而其艺术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四功五法”只是古老戏曲的技术结晶，并非各地方剧种的统一的技术标准。若用古老剧种的技术形态来要求各地方剧种，例如越剧、黄梅戏，可以算“不及格”，行当不全，技术上也缺少京、昆那样的高难度，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各自的文化表达。而技法精严的古老剧种，如果在文化表达上不成功、不精彩，一样要受到观众的冷落。我希望理论上要摆好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既重视技术，又不要轻视文化、丢掉文化。
同技术有关的还有演员问题。好戏是剧种、剧院团、演员同观众的联结点。好戏越多，联结点越宽。好戏主要是演员的力量和作家的力量共同造就的。演员是戏剧艺术打动观众的终端，是演员的技艺水平和个人魅力决定了这个终端的强度；而文本是戏剧艺术创造的起点，没有良好的扎实的起点，其上层的努力是建立在沙滩上的。一个终端，一个起点，抓好两头，别的就比较好办一些了。这样说，不是不重视导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的作用，这些艺术因素，说到底，都是为了开掘起点的意义和强化终端的力量，从而显示出各自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创造好戏，要充分肯定演员的主体地位，又要避免对演员作用的夸张，怂恿名角自恋自大。名角的“四功五法”再精纯卓越，也不要去反抗文学。反抗的结果，吃亏的是演员，使他丧失艺术新的增长点。但戏曲对文学也是有要求的。文学能成为有生命力的演出文本，必须重视剧种意识、名角意识和观众意识。正是文学的输入才能实现戏曲的文化丰富、文化更新。每一个成功剧本的投入，都是对于戏曲的一份文化支持！传承优秀的传统剧目可以巩固戏曲的文化地位，创造新的优秀作品可以提升戏曲的文化地位。习近平同志在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精神命脉之后，又说到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能这样去努力实践，深化继承，稳健探索，积极创造，必将使剧种和剧团增强生存能力，获得新的生存意义，从而在新时代的文化格局中占有应得的地位。
源自：中国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