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歌剧《白毛女》演出剧照

新版歌剧《白毛女》剧组演职人员在体验生活

新版歌剧《白毛女》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2016年1月 20日，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董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宣部文艺局、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有关负责同志，以及乔佩娟、王世光、王祖皆、黄奇石、居其宏、项阳、祝东力等专家、艺术家就歌剧与时代、与群众相结合，走民族化的创作道路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发言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董伟（文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去年，为纪念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70周年，继承优秀传统、弘扬经典作品、引导创作方向、培养艺术新人，文化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复排歌剧《白毛女》并于11月至12月在延安、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上海、济南、长春、北京10个城市巡演19场，行程超过1万公里，现场观众超过3万人；组织拍摄歌剧《白毛女》3D舞台艺术片并举行首映式；召开纪念歌剧《白毛女》首演70周年座谈会等。纪念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刘奇葆同志不仅出席观看了《白毛女》在北京的演出，还指示我们组织召开座谈会，就歌剧与时代、与群众相结合，走民族化的创作道路进行研讨，并提出相关引导机制和举措。雒树刚部长也在文化部2015年年终总结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民族歌剧的传承发展，并对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要求。今天这个座谈会，既是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发挥歌剧《白毛女》的示范作用、推动民族歌剧传承发展的良好契机。下面，我讲三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充分认识繁荣发展中国民族歌剧事业的重要意义。
    歌剧被称为“艺术皇冠上的明珠”，艺术生产中的“重工业”，是衡量一个国家舞台艺术创作表演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回顾中国歌剧近百年的历程，民族化是其基本特征，也是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的形式和民族风格。”同期，周恩来同志也曾指出：“我们的音乐、舞蹈、美术应该吸收外国的东西来发展，但要在我们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发展，吸取外国的长处，我们的艺术才能保持青春，才能发扬我们的民族之光。”《白毛女》编剧贺敬之曾经提出：“我国歌剧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和戏曲比它是新的，和西洋歌剧比它是中国的。”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自觉的引导下，广大艺术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将歌剧这种外来艺术样式与民族传统文化紧密结合，创作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霞》、《红珊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一批经典歌剧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歌剧艺术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涌现出了《党的女儿》、《原野》、《野火春风斗古城》、《木兰诗篇》、《霸王别姬》、《红河谷》等反映时代精神、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同时，通过引进和排演国外经典歌剧作品，不断提高了自身创作和表演水平，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培育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促进歌剧事业的繁荣发展，2011年，文化部出台了关于扶持发展歌剧、交响乐、芭蕾舞、民族音乐的阶段性指导意见，同年开始举办中国歌剧节，每三年一届，至今已在福建、湖北举办两届，有力促进了歌剧艺术创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这次新版歌剧《白毛女》的成功巡演和3D舞台艺术片的成功首映，再一次彰显了优秀民族歌剧的影响力和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再一次雄辩地证明：老百姓是热爱歌剧特别是民族歌剧的。民族歌剧尽管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但其发展前景无限广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在继承歌剧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的民族歌剧艺术，是各级文化部门和广大歌剧艺术工作者神圣的历史使命。
    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民族歌剧创作生产的引导。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70年前，歌剧《白毛女》做到了“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从文艺的小圈子融入了人民群众中”。创作者们深入民间，采普通老百姓最熟悉的事物，塑老百姓最熟悉的形象，唱老百姓最能接受的曲调，讲老百姓最能懂得的道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歌剧创作也必须坚持和发扬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把群众喜不喜欢、满不满意、认不认可作为作品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当然，也要做好艺术规划和引导工作，不能单纯追求短期效应和迎合市场，什么热就追什么。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动摇。
    （二）坚持走民族化的创作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大量的艺术实践证明：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精品，凝聚着一个民族对世界和自身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它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观众喜爱、引起共鸣，可以让观众获得最独特、最直接、最深刻的审美体验。对于中国歌剧艺术来说，抓住民族文化之本，突出民族特色，反映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既是其历史使命，也是其立身之本；创作具有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歌剧作品，既是中国歌剧艺术屹立于世界歌剧之林的必由之路，也是增加民族文化积累的重要途径。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继承发扬几代中国歌剧人努力探索创立的民族歌剧传统，不断深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汲取养分，向优秀传统文化和民间音乐、戏曲学习，解决好继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继承传统，固本创新，促使民族歌剧在新时期焕发新的光彩。
    （三）坚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去年，在歌剧《白毛女》复排期间，文化部组织30余名主创人员和演职人员赴“白毛女”原型地——河北省平山县北冶乡河坊村实地深入生活，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演员们对几十年前杨白劳、喜儿的困苦生活有了更加真实的感受，对人物形象塑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体悟。专家们认为，无论是当年马可、张鲁、刘炽等作曲家走向民间收集音乐元素，还是这次复排过程中主创人员到白毛女原型地采风，都体现了创作者对作品千锤百炼的态度。事实证明，要增强民族歌剧的时代感和吸引力，引发观众的共鸣，就必须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关注现实，反映人民的心声，就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因此，既要弘扬中国民族歌剧的优秀传统和经典剧目，又要抓住“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等重大现实主题，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巨变、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和多彩生活，生动展示我国人民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和创造的辉煌业绩。
    （四）坚持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贺敬之、马可等老一辈艺术家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因此，我们要坚持“两手抓”，在抓民族歌剧的同时，有计划地引进世界经典剧目并加以消化、吸收，学习借鉴国外歌剧在创作、演出、推广和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吸取外国的长处，繁荣发展我们的民族歌剧，同时，不断加大“走出去”力度，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歌剧创作的新成就，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传播力和竞争力。
    三、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民族歌剧的创作生产。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我们拟从今年开始，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部门，对民族歌剧的发展状况和在传承、创作、演出、普及推广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提出相关引导机制和举措。当前，要重点抓好这样几项工作：
    一是加强对民族歌剧创作生产的引导。要制定扶持民族歌剧传承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创作规划。抓好经典民族歌剧的复排演出。除《白毛女》，还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小二黑结婚》、《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一批经典民族歌剧的复排和演出工作。同时，抓好原创民族歌剧的创作演出。要重点抓好剧本创作，采取“三个一批”（整理一批、移植一批、新创一批）的办法，征集民族歌剧原创剧本。作为国家艺术院团，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剧院责无旁贷，要把创作生产民族歌剧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国发挥导向和示范作用。艺术司要充分发挥艺术创作专家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加强创作，整合资源，突出重点，每年在全国范围内培育和遴选优秀原创民族歌剧，进行重点跟踪指导，精心打磨提高，推出精品力作，勇攀艺术高峰。
    二是搭建民族歌剧传播平台。要精心组织中国歌剧节等活动，突出民族化的创作方向。积极组织复排和原创民族歌剧进行巡演或展演。在条件成熟时，组织开展民族歌剧舞台艺术片的摄制工作，推动歌剧电影走进院线，扩大民族歌剧的影响力和辐射面，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是大力培养民族歌剧艺术人才。针对民族歌剧艺术人才匮乏的问题，充分发挥艺术院校和歌剧院团的作用，通过院校共建、团校结合、举办培训班等多种方式，重点培养民族歌剧作曲、编剧、导演、表演等方面的人才。
    四是加强民族歌剧理论建设。通过举办民族歌剧论坛、研讨会等，深入研究民族歌剧的创作规律和艺术特点，深入研究优秀歌剧艺术家的创作经验，提升民族歌剧理论水平，出版民族歌剧理论文集、乐谱、剧本、优秀歌剧作品等。在这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歌剧研究会要充分发挥理论研究优势和智库作用。
    五是进一步加大民族歌剧的宣传推广力度。纪念歌剧《白毛女》首演70周年系列活动能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与媒体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密不可分。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推动民族歌剧的普及和推广，让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了解和热爱民族歌剧，为民族歌剧事业的繁荣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同志们，歌剧与时代、与群众相结合，走民族化的创作道路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今天的座谈会，只是开端。我们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时不我待”“责无旁贷”的精神，充分调动广大歌剧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创作生产更多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歌剧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乔佩娟（解放军艺术学院原政委）：
    伟大的时代要有伟大的作品。创作体现中国人民高尚灵魂的作品，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所以我认为，复排歌剧《白毛女》文化部抓对了，抓了一个正确的文艺方针，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正确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道路，回答了“为了谁、如何为”的问题，用实践告诉我们要创作歌颂人民的戏剧。田川同志生前曾说，中国的民族歌剧，又称新歌剧，走过了一条光荣而又曲折的道路。它有过辉煌的年代，也曾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但它仍然排除万难，迈开了前进的脚步。我们也应该像当年《白毛女》的创作者们那样，到群众中去，特别是到四化建设的斗争中去，去熟悉新的社会生活，努力塑造四化建设者、开拓者的先进人物形象，用英雄的形象鼓舞人民。同时，也要熟悉、尊重群众的审美情趣，创造为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追求题材、体裁、风格和样式的多样化，使我们已形成的民族歌剧更完美、更成熟。
    中国人和外国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喜闻乐见和外国人的喜闻乐见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喜欢听的、看的和外国人喜欢听的、看的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歌剧和外国歌剧即便内容是一样的、人物是一样的，但音乐语言也是不一样的，差别太大了。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国民族歌剧，但也不排斥外来的，要学习借鉴而不是照搬。
    我们必须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音调来创作民族歌剧。要抓创作、抓理论。创作队伍很重要，老一辈的优秀作曲家都是长期融入群众生活中的，成天和戏班子接触。《小二黑结婚》里有很多段子是山西民歌，我们的作曲家如果没有这个功力，走马观花，仅仅写几个音符点缀一下，肯定是不行的。要下决心像以前那样，既提升演员的自我修养，又学习中国民族戏曲、民歌，每天学、唱、演。导演也好，作曲也好，演员也好，都要学，有这样一支队伍，才能出好的作品。理论也很重要，什么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要好好研究和琢磨。
    要重视艺术教育。民族的音调需要从民族中来，需要学生去学。我们要实现的东西，我们要做的事情，总得有人去做。谁去做，年轻人去做。我们的专家、艺术家要把经典的艺术作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我们中国的音调唱出去。
    牛根富（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民族歌剧在其发展的辉煌时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优秀作品，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根植于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上。
    面对现在的现实情况，我们该如何走自己的民族歌剧发展之路？一是要认真研究我们国家民族歌剧的现实状态和目前我们创作的误区。二是培养民族歌剧发展的教育土壤。三是要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民族歌剧的传承发展。我们的艺术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民族歌剧创作更需如此，很多经典的民族歌剧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都是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坚持“双扎根”，创作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优秀民族歌剧作品。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一个综合体，都不可能独立地成长和壮大，都需要相关的艺术门类去配合，民族歌剧也是如此。中国艺术研究院活跃着各个门类的艺术研究所，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把各大艺术研究所集中起来，从不同艺术门类的角度，为中国民族歌剧的发展献计献策，共同推动中国民族歌剧的发扬光大。
    陶诚（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中国歌剧舞剧院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民族歌剧的主力军，一直在民族歌剧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在发展中国民族歌剧的事业上不遗余力。
    2015年，我们剧院的舞剧《孔子》在东欧演出。国外观众表示，他们想不到东方的舞蹈和西方的舞蹈有这么大差别，是另外一种蕴含着东方文化的美。西方的芭蕾上身不动，东方的舞蹈全身都在动，同样都很美。因此我感觉，我们国家应该大力发展自己本民族的东西，体现我们本民族的骄傲。
    民族歌剧首先应该解决质量和“高峰”的问题。我们要打造这个时代的新“高峰”，就必须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通过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的创新，通过管理上的创新，争取新的突破。谈到管理上的创新，2015年我院通过创排两部歌剧，确立了3个原则：一是时间，我们要控制在两个小时左右，现在的歌剧再搞五六个小时是不现实的。二是我们的舞美设计必须考虑到全国各地剧场的条件和状况，保证我们的演出在全国动起来。如果都是以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的舞美标准来打造，外地就无法演出了，就算演也是简版，这样是不行的。三是要求创作时一定要有创新，要有突破，让观众欣赏过程中得到更多的文化信息。
    今年我院要加大民族歌剧的创排力度，因为我们已经感觉到，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民族歌剧将迎来它的发展春天。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应该体现出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我们要一手抓创新，一手抓传承。剧院打算每年传承一部经典的民族歌剧，今年已经启动了歌剧《小二黑结婚》的复排工作。
    俞峰（中央歌剧院院长）：
    近年来，中央歌剧院积极探索中国歌剧的创作和发展，推出了7部大型优秀原创歌剧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其中有现实主义题材的，描写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学习的优秀共产党员兰辉同志的《北川兰辉》；有抗战题材的《我的母亲叫太行》；有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辛亥风云》；有反映近代中国服装工业发展和第一件中山服诞生的《红帮裁缝》；还有少数民族题材的《热瓦普恋歌》等。其中，《红帮裁缝》获得了2014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我有幸当面聆听。“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永恒的真理。人民就是观众，不为观众创作，终究是孤芳自赏。讴歌时代、写百姓、写英雄、写主旋律、写重大历史题材，是各国作曲家共同的选择。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创作者认为体现核心价值观、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品不好写、不能碰，对塑造当代英雄人物信心不足，因而造成现实题材歌剧作品寥寥无几。的确，创作现实题材作品有不少困难，比如题材的真实性使创作容易受束缚，情节不易虚构，表现在舞台上易显得平淡，戏剧冲突不够。在音乐语言的使用上，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戏剧冲突，同时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观念，也是很难的。但难点一旦突破，往往就会成为亮点。
    中国歌剧发展不到百年，一直在探索过程中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用什么样的创作技法、什么样的唱法其实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用什么样的音乐语言、什么样的表现形式，来反映时代主题和民族精神，这大概是我们需要共同探索、不断前进的。
    王世光（中央歌剧院原院长、一级作曲）：
    我有几个建议：一是文化部要开展歌剧汇演，这对于推动歌剧艺术创作和人才培养将起到很好的作用。二是创作上提倡解放思想。既要立志高远，也要细致地、脚踏实地的操作。我们不光要看到中央的院团，也要看到地方的院团。要扶持地方院团的歌剧创作，从剧本阶段就要关心他们，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在薄弱环节给予他们支持，包括请一些专家探讨剧本创作、编排、演出等，帮他们出出主意，在创作前期就避免一些缺点和不足。三是要鼓励院团吸收、培养一个到两个作曲家，不用多，找一大堆是不切实际的。如今，院团不再养作曲人才，这值得商榷。还是要培养院团自己的作曲家，让他在创作排练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歌剧的认识。四是在条件具备的时候，隔几年可以召开一次歌剧剧本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在1984年的时候开过一次，还是很有成效的。
    王祖皆（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席）：
    歌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老一辈歌剧艺术工作者一方面吸收西洋歌剧的创作经验和手法，另一方面也吸收了中国民歌、曲艺、戏曲的元素，寻找、开辟了中国歌剧的发展路径，所以才产生了《白毛女》这样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它的带动下，又出现了《小二黑结婚》等一系列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歌剧的辉煌，唱段家喻户晓，影响遍及全国。
    这些年，歌剧发展呈现出多元化态势，从数量上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但民族歌剧的参与者还比较少，大家关心的不够。本来在多元化的发展中，这一元应该成为重要的一元，但现在有点失衡。此外，歌剧创作存在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现象，不大顾及群众的审美，不大观照今天这个时代。
    如何推动民族歌剧的传承发展？我认为，一是要推动创作，认准方向。二是要强化领导。像《白毛女》复排巡演的成功，就离不开文化部的支持和推进。三是要优化主创。由于歌剧创作比较复杂，一定要强强联手，一体化操作。四是要坚持创作、改编、移植“三条腿”走路。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了，你可以创作；如果你没有，可以根据我们的文学作品、电影来改编；还有些作品已经成为经典，如果觉得适合歌剧表现，可以移植过来。五是健全机制。“高峰”不是一下子就能出来的。我们要向数量要质量，向高原要高峰。是否能够找一些优秀歌剧作品，文化部象征性地出一些经费，把版权购买下来，供全国愿意排演的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使用，这样有利于民族歌剧的推广。
    黄奇石（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一级编剧）：
    关于发展民族歌剧的话题，想要说的话很多。刚才听到中央歌剧院准备安排演员向戏曲学习，觉得要是真做好了，一定大有收益。让美声与戏曲结合，“中西合璧”，定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新成果。
    我总有一种感觉：一个不懂中国的民间戏曲、只会站在钢琴边上唱西洋歌剧的咏叹调演员，很难成为合格的中国民族歌剧的演员。中国一代又一代有成就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从王昆、郭兰英算起，很多是精通民歌与戏曲的，有戏曲功底，或是曾经刻苦向戏曲学习过。这在民族歌剧的表演实践中几乎是带有普遍性的，也可说是一种规律，很值得大家研究。
    同样，中国的作曲家如果不懂得中国戏曲，不懂得中国民歌，就写不好中国的歌剧，尤其是民族特色很鲜明的歌剧。记得前辈作曲家陈紫生前曾对我说过，当年他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曾用印象派音乐的手法将何其芳《画梦录》中的名句写成了一首歌，他唱给老师冼星海听。冼星海听完说：“如果你自己都弄不明白‘印象派’是怎么回事，观众能明白能接受吗？”这之后，特别是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后，号召“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陈紫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开始花大力气向民歌和民间戏曲学习。后来他除参加《白毛女》创作外，还写了《刘胡兰》、《春雷》、《窦娥冤》等歌剧。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与他向民间音乐学习密不可分的。
    发展民族歌剧，陈紫认为离不开两个问题：一个是民族性，一个是时代性。我很赞同他这一看法。民族性这个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艺术在根本上都是民族的。存在决定意识，你在中国，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中国味的。中国人总是要说中国话、唱中国调，连衣食住行，也无一不带有民族风味与特色。每一个民族写的东西都是自己民族的东西、民族的腔调。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里，也都是强调作品要表现民族的生活、民族的精神。离开了自己本民族的特点，一味地跟在别人后面学步很难成功。
    另外一个是时代性的问题。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过一句名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笔墨”。清代石涛说过：“笔墨当随时代。”时代发展了，“笔墨”一定要变。《白毛女》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很好，有极大的开创性、创新性，我们必须把《白毛女》的成功经验借鉴过来。但是《白毛女》不能复制，无论什么经典都是不能复制的。在创作上我们不能“复旧”，不能走回头路，而必须沿着《白毛女》开创的歌剧之路继续往前走。前面的高峰都是先辈们创造的，而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的高峰只会在后面，等着我们再去攀登、再去创造。我们不仅要继承包括中国民族歌剧、民间戏曲与西洋歌剧、音乐剧在内的一切中外音乐戏剧的优秀创作经验与成果，更要下大力气去创新，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具有“中囯作风和中囯气派”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的歌剧作品。
    居其宏（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歌剧《白毛女》在全国各地巡演，受到了观众和同行的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这一结果绝非偶然，它证明民族歌剧经典魅力之所以能够超越时代，并不单单取决于它在诞生之初所包含的时代内涵之丰富，也表现为其艺术本体是否蕴藏着因时而变的内在因素，以及后来者是否具有发现它并将它转化为当代审美对象的独到眼光和出众才华。
    《白毛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歌剧家经过20余年的艰苦探索，在音乐创作上终于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借鉴西洋歌剧通过主题贯穿发展手法来展开戏剧性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自觉继承我国板腔体戏曲中不同板式和速度的变化对比和自由组合揭示人物复杂心理和情感层次的成熟经验，从而圆满地解决了戏剧的音乐性和音乐的戏剧性这对矛盾。这是我国歌剧艺术独有的音乐戏剧性思维，是中国歌剧作曲家对于人类歌剧艺术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中国歌剧史上树立起一座艺术丰碑。
    但民族歌剧在创作上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一是在音乐形象的塑造上，女强男弱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从《白毛女》开始，杨白劳的形象很好，但没有贯穿全剧；大春的形象倒是贯穿全剧，但塑造得不够。再看《小二黑结婚》，小芹形象很丰满，但二黑的形象就不鲜明。包括《洪湖水，浪打浪》、《江姐》、《党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二是多种演唱形式的运用不充分，比如重唱一直比较弱，乐队在介入戏剧方面做得还不够，等等。三是音乐语言的出新如何让观众接受？是否能做到七分熟悉、三分新奇？过分熟悉了就陈旧，过分新奇观众不能接受。四是剧本创作的问题，民族歌剧剧本跟一般的剧本是不一样的，创作者必须要懂得民族歌剧的特点，兼顾文学性和戏曲性。只有这几个问题解决好了，民族歌剧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项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作为民族歌剧，怎样把握和展现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层内涵？歌剧界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却针对这种外来形式是全面继承还是嫁接为用的问题多显摇摆，导致明白问题之所在，却在解决的层面裹足不前。
    常常听到歌剧界的人们探讨中国戏曲是否为中国歌剧的问题，我们说这既是又不是。所谓是，因为可以将其作为中国既有的歌剧种类；说不是，因为中国戏曲是千百年不断创造积淀呈程式化样态，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在发展过程中又与方言关联，以致无论道白还是音调都彰显了区域特色。歌剧毕竟是外来形态，也有定规。在其“民族化”过程中，我们应保护其“父本”特征，但既然为“民族歌剧”，则要彰显民族特征，以适应本民族人群审美之需要，又与中国戏曲形成一定区隔。在下以为，从传统曲牌中汲取养料，把握板腔的实质性内涵，去掉传统戏曲的角色与行当，卸去戏曲表演的程式化，依歌剧人物形象和歌剧的多种音乐体裁以为创制，这难道不是中国民族歌剧？扎向海量曲牌中，认真学习板腔体，补上这一课再看效果如何，不妨一试。
    歌剧同样是以歌舞演故事，但歌剧毕竟不是中国传统戏曲，在把握这种外来形式的同时应真正把握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而不是所有理念都从西方借鉴，否则还叫什么民族歌剧呢？中国歌剧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对民族歌剧的创作模式也逐渐清晰，但软肋还在对传统把握这一边。歌剧在中国需要多次嫁接，把握好父本与母本方能不断走向成功。但有一点，一边理念是原创，一边理念是旧瓶装新酒、移步不换形，两种原本相冲突的审美理念集合在一起，究竟怎样更好地融合值得期许。
    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
    中国在文化领域始终面临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现代化，另一方面是民族化。文化要现代化，是因为生产生活方式要现代化，也就是说，一个后发国家，必须实现从农耕到工业化、从乡土到城市化的升级，这样，文化也必须跟进。由于西方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曾遥遥领先，因此，后发国家的现代文化建设往往会模仿复制西方文化。这样，由于国情、传统和民族心理的要求，民族化会成为后发国家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另一面。
    歌剧本身就是舶来品，本土化、民族化的任务更突出一些。上一轮的民族化，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应该说相当成功，涌现出一批民族歌剧的经典之作。改革开放后，再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这一次，歌剧的情况可能要更复杂一些。前两年在保利剧院看歌剧《费德里奥》，国内院团演出，全场德语演唱。这样的演出的确可以演练技术、培养人才，但是目标观众是谁呢？不仅如此，这部歌剧创作于1805年，距今已有200多年了，观众听上去已经有相当的隔阂。所以，除了民族化，歌剧这种传统的、经典的艺术样式，还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说，歌剧要表达当下时代人们的活生生的经验、活生生的喜怒哀乐，不能搞成“洋”与“古”的结合。说到底，还是毛主席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和洋，都是“用”，当下的中国，才是“主体”。歌剧要面向群众，今天的群众是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今文化消费的主体，是“80后”“90后”，很快就是“00后”。歌剧能否赢得这个人群，能否赢得年轻人，是它能不能发扬光大的关键。电影已经做到了，话剧也已经做到了，歌剧能不能做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本版部分图片由卢旭摄）
    源自：中国文化报